晚清时期报纸（1861～1912）· 综合性报纸 （三） 

 《译书公会报》（1897～1898）
《译书公会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1897年10月26日）创刊,册报。译书公会主办,总理为恽积勋（叔畲）、恽毓麟,协理为董康、赵元益等,都是阳湖（武进）人。总主笔为章炳麟（太炎）及杨模（范甫），总翻译为黄存嘉。该报声称以“开民智、广见闻”为目的，“以广译东西方重要书籍报章为之,辅以同人论说”。原定全年出版四十六册,还准备“变为日报以期迅捷”,日报的报名也已定为《中外捷报》。但只办了半年左右,就因经费支绌、只得求助于《时务报》汪康年。《译书公会报》现存第二十册、最后一期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初五（1898年5月24日）。
《译书公会报》所译文种有英、法、德、俄、日等，也有一些自撰的文稿，如五湖长的《兴亚说》、《昌教说》、《论忧述之关系》，章炳麟的《读日本国志一、二》、《论民数骤增》，还有《亚东时报》主编、日人山根之助（立庵）撰写的《倡难论》等。
《演义白话报》（1897～?）
《演义白话报》亦称《白话演义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97年11月7日），是中国最早以“白话”命名和撰述的报纸。每天出版4页、铅字排印,毛边纸单面印刷。两版刊载时事新闻，另两版都是商业告白。
该报的时事新闻、每期最先刊载的都是长篇连载白话演义小说《通商原委演义》，介绍自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归附清王朝以来，经鸦片战争乃至甲午战败割让台湾的整个历史过程（后改名《鹦粟花》，出版单行本）。以后就是分别在题为《官场中情形》和《生意场中情形》两个题目下刊出的白话短消息。每则都只有一两句话，却充分体现了当时上海乃至各省和京都的政治动态和经济信息,言简意赅,很有生气。这些消息的来源,多半是取自当时其他中西方报刊。再后面就是白话短篇，包括社会新闻、各地名胜和海外风情等，用白话改写。有时也刊出一些猎奇性的小新闻，如《猫念佛》、《猴做人》等。《演义白话报》在创刊以前还曾在《申报》上刊出广告，声称“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主笔者是把卷首的《通商原委演义》看作“时事”，把以后的各短篇称为“新闻”的。
该报的出版，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支持和关注。在该报问世以前，梁启超就在《时务报》第四十四册上撰写了《〈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热情介绍。该报积极宣传爱国思想，但忠君意识浓厚，如第十三册报上刊出了一则新闻《孙逸仙》,便说孙中山犯了“谋叛大罪”。
该报主笔为章伯初、章仲和兄弟。章仲和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中犯了众怒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演义白话报》何时停刊不详，现在所见最后一期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897年12月23日）出版的第四十七册。比《无锡白话报》早出半年多。
《蒙学报》（1897～?）
《蒙学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1897年11月24日）创刊，蒙学公会编印，周报，连史纸石印线装，每册20页左右。
蒙学公会是叶瀚、曾广铨、汪康年、汪钟霖联合倡设的。建立蒙学公会的本旨，“一曰会，二曰报，三曰书，四曰学”。提出该会要先出书报，后办学堂，《蒙学报》就是蒙学公会要办的第一件大事。
该报创刊时总董为汪康年，总理汪钟霖，总图绘叶耀元,撰述兼删校叶澜。《蒙学报》以启蒙为主,分上下两编,上编专供5～7岁儿童阅看，下编供8～13岁儿童阅读，尽量传播一些新知识,以补“旧时启蒙教法之未善”。出版的第二年戊戌变法兴起，清廷下诏废除八股，《蒙学报》立即在下编添教13岁以上教材内容，并改为旬刊，分上、中、下三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蒙学报》改由汪钟霖总理，主笔由许克勤和茅谦担任，光绪二十四年十月（1898年11月）又宣布由日商香月梅接办，仍由汪钟霖任总理。
《蒙学报》第一年出版第一到第三十九册，第二年出版第四十至第七十二册。何时停刊不详。
《大公报》（1897～?）
《大公报》系上海道蔡钧（和甫）斥资受盘已歇业的《苏海汇报》机器设备,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1897年12月11日）创办。在《时务日报》创刊前，为上海五家日报（《申报》、《新报》、《字林沪报》、《苏报》、《大公报》）之一。
《大公报》主笔何人不详，一说是原来与翁萃甫、邹绶合股办《苏海汇报》的吴县沈敬学（悦庵）。沈为海上著名报人，与孙玉声、李宝嘉、吴趼人、高太痴等交游甚多，曾在沪创办《医学报》、《寓言报》等，后又转赴长沙主持《湖南官报》，《大公报》何时停刊不详。
《时务日报》（1898）
《时务日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年5月5日）创刊。创办人为汪大钧、汪康年、曾广铨。
汪康年在创办《时务报》的同时，一直想办日报，一度曾企图与当时正在出版的《博闻报》合股或改版，并物色主笔人选。光绪二十四年初，始由曾国藩嗣孙曾广铨和汪康年堂弟汪大钧联合创办《时务日报》。
该报宗旨是“转环时务、广牖见闻”。所登新闻，均择紧要有证之事,“凡郢燕市虎之词，概为严删”,“重在采择西报。凡紧要新闻及有益之论说章程，悉行摘录”。还探求“当时各新办企业情况，如有异常紧张之事，均令访友即行电告”；另立专件一门，“凡奏疏、章程、条陈等件之关于时务者，无不广为搜录，以资考证”。在报纸编排上进行了革新：纸张用机制纸双面印刷，每版分为三层，俾阅者少省目力；句读加点，以清眉目，并且“首页开明目录”“告白分别门类”，还开辟登聚合告白：“如同业公议及寿运喜运，须布告于众者，均可代登新闻之中，每日每事，取洋一元。”还有“如有创制之物，请即函告本报，即可托人前往试验。如确，当代登报表扬”；“如有新撰新译书籍，亦请送至本馆，当酌为代登”；“如有新译书籍及创意欲撰之书，亦可告之本馆登报，以免重复”。最后声明：“如报中登事错误，请随时指正”。这些在当时都是创举。
《时务日报》创刊时，恰逢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蓄意扩大法租界辖地，制造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务日报》态度鲜明地支持甬人,还印发了大量传单（号外），在租界内外分发。法总领事恼羞成怒，下令捕头传谕各包探，分守各桥梁，见有出售《时务日报》者，立即夺下送入捕房，并且声言“饬移捉馆主人根究”。
1898年7月26日，清廷下令，改上海，北京传来消息，《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被迫于1898年8月16日刊出启事，声明《时务日报》改为《中外日报》，以免该报亦被官方接收。
《时务日报》的售价，每份本埠10文，外埠14文，从创刊到改名，共出版103天。
《亚东时报》（1898～1900）
《亚东时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七（1898年6月25日）创刊,册报。封面有日、清两方的纪年，署“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七日”。该报由日本乙未会主办，日人山根之助（立庵）主编。初为月刊，第六号起改由唐才常主编，第七号起改出半月刊。每册约30页。并用日、汉两种文字刊登。
该报创刊之时,正值戊戌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表现了同情和支持中国变法维新的态度。创刊号上汪康年撰《〈亚东时报〉叙》云：“将以扩兴亚之愿，出中国之蒙”，“不教子弟，不能保其家：不存其邻，不能保其国，亦势之相激之使然！”《亚东时报》同人也写了篇《叙》，说明《亚东时报》“以通两国心志”“树立兴亚大计”为宗旨，认为欲敦两国之交，莫善于疏通其国民之心志。
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该报第四号未能准时出版，延期至同年十月初二（11月15日）才问世，为当时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华文报刊中，唯一公开表示对戊戌六君子哀悼，同情康、梁逃亡和反对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期《亚东时报》中，刊出了梁启超的诗作《去国行》。史氏的《六士传》即戊戌六君子传和深山虎太郎（日）的《挽六士》,还刊出了孤愤子的《书八月初六日硃谕后》，深山虎太郎的《书八月初六日原谕后》等。特别是孤愤子的文章，公开否认慈禧政权。这期《亚东时报》出版时，还在上海各日报上刊出大字告白，进行宣传。这些举动，在当时都为清廷所不容，但此刊物为日本人所办，又在租界上发行,上海地方官吏也只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亚东时报》第五号起以卷首地位开始连载谭嗣同的遗作《仁学》。第六号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99年5月4日）出版，声明该报由唐才常主编，并改为半月刊。以后，就陆续发表《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论党会》、《大变小变说》、《答客问支那近事》、《论支那严治会匪之非》、《支那皇帝宜力疾亲政说》、《论保救大清皇帝会》等文章，继续鼓吹维新变法，拥戴被幽禁的光绪皇帝重新执政，这些文章好多是由唐才常执笔的。唐原为湖南《湘学报》、《湘报》创办人，参与康梁变法，政变后曾一度出国，返回上海后主持《亚东时报》。从第二十一号起还长篇连载康门弟子南海何启、三水胡礼垣所著《劝学编书后》批评张之洞。何启等人后赴武昌，企图说服张之洞共起勤王，被张之洞捕杀。《亚东时报》自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1900年4月28日）出版的第二十一号起，唐才常等人转入从事反清事务,对报纸无暇兼顾,该报遂并入日本人主办的《同文沪报》。
《 工商学报》（1898）
《工商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1898年9月17日）创刊。汪大钧创办，册报。每月出版四册，逢初二、初九、十六、二十三日发行。每册20余页，连史纸石印，内容分为谕旨恭录、奏折录要、论说、中国工商情形、译编等。
当时清廷已命刘坤一、张之洞分别先行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于是该报宣称以振兴工商业为宗旨，详细介绍中国商政及各种工艺商务情形，“各省物产，生产丰歉、制造盛衰、销数旺淡、出口多寡、均应详细采访、按期登录”，并“取各国商务律例，精密而通行者，译登报中”；对“东西洋各国商务学堂章程，由浅及深，次第译录”。
该报共出版了七册，比较有价值的材料有第二册的《拟设中国商务公司劝商场议》，连载的《东方商埠考略》和第二册开始逐期刊出的《各货行情》和《进出口数目》等。
《女学报》（1898）
《女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十（1898年7月28日）创刊，开始时每月出版三期。赠送一月。
《女学报》每期一大张，分成上下四栏，设有新闻、论说、征文、告白专栏，间有插图。参加撰述的有康同薇（康有为之女）、李慧仙（梁启超夫人）及桂墅里女学堂教习张蕴华等人。她们与助编《无锡白话报》的裘毓芳，成为我国最早参加新闻工作的四位女报人。该报为我国最早的妇女报。该报发刊时曾公开征稿：“凡征录者，每篇酬洋一圆”。
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年10月9日）慈禧下令查封该报,《女学报》停刊。现存有第十二号。
《昌言报》（1898～1905）
《昌言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8年8月17日）由《时务报》改名创刊。刊期、形式和内容,全都延续《时务报》做法。
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1898年7月26日）清廷下令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汪康年以钦命难违，请示张之洞。经张之洞授意，改名为《昌言报》，由梁鼎芬任总董。对当时维新变法基本态度是观望,不报道,不表态,不反对。
《昌言报》所载国外新闻，由曾广铨译英文、潘彦译法文。创刊后的前六期都不载论说，改用曾广铨翻译、由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第六册后,态度明朗,支持维新变法,反对慈禧执政。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1898年10月15日），《昌言报》发表声明，该报总董梁鼎芬于八月十一日（是日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辞职,馆中事务均由《农学报》的安藤虎雄任总监（一说是曾广铨任经理）。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1898年10月20日）出版的《昌言报》发表章炳麟（化名西狩祝予）所著论说《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委婉地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表示惋惜和同情。第九册发表了章炳麟的两篇政论：《蒙古盛衰论》和《回教盛衰论》，同时译载了《中法新汇报》所刊的《中国究竟能否变法答问》；第十册又继续译载法国《光报》所刊《中国必将变法论》。慈禧见报，下令缉拿主笔，查禁报馆。汪康年先避匿隐居，章炳麟即由安藤虎雄介绍（另一说为山根虎侯介绍）赴台湾任台北《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昌言报》出至第十期于11月19日停止出版。但报馆并未停止其他业务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还曾出版过《茶花女遗事》、《包探案》和曾广铨译的《长生术》，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还铅印重排发行章炳麟的《书》。
《中外日报》（1898～1911）
《中外日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8年8月17日）创刊,由汪康年、汪诒年兄弟所办的《时务日报》改名，编号另起。创刊初期该报版面与《时务日报》相同，4开4版一张，白报纸双面印刷，后扩为对开大张，纵向分层编排。当时这些都属独创。
《中外日报》出版仅1月，北京发生戊戌政变，该报为避免清廷追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关系，经曾广铨（曾国藩之孙）介绍，于同年八月二十九日（1898年10月14日）聘英人杜德勒（C. C. J. Dadgeon）为发行人，属英商公茂洋行（Libert.＆.co.）产业。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汪康年兄弟从英商手中赎回《中外日报》产权,但因经济拮据，难以维持，只能求助于清廷湖江总督张之洞，使该报成为事实上的官办报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发生反美华工禁约事件，《中外日报》受命“疏导”，致使读者不满，相约不订阅该报，成为上海新闻史上被读者抵制阅看的第一家华文报纸。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汪康年授职清内阁中书，《中外日报》对袁世凯等人的丑行多加揭露，并刊载严复撰写有关新政的政论文章和各地通讯，报纸内容一度颇有特色，受到读者欢迎。但不久袁世凯一派得势，上海道由袁世凯亲信蔡乃煌接任，蔡以该报官股股东及地方官员双重身份，逼迫汪康年兄弟退出该报，另委派沈仲赫、张易卿、黎伯奋等人主持。清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1911年2月25日）蔡乃煌挪用公款事暴露，遭江苏省咨议局参劾。该报停刊。
《女报》——《女学报》（1899～1903）
《女报》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苏报》馆主陈范之女陈撷芬创办，册报。但正式出版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1902年5月8日）,内页目录标为“飞行女报”，内容主旨为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开办女学堂，刊载女界新闻，介绍西方妇女生活状况等，还刊出女学生们所撰写的课艺（作文）月刊,到年底共出版九期。时人称之为“女苏报”。这份《女报》在当时受到很多倾向维新的人们注意和支持，特别是留日学生如狄景贤、杨廷栋、杨度以及当时名流林纾、邱菽园等，都曾为之撰稿。
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一（1903年2月27日），《女报》改名为《女学报》，改用西式装订。除了继续以前《女报》的主旨以外，更进一步提出了女权问题；在主张反对君主压迫民众的同时，也反对男人压迫妇女，还提出女子自主、独立的问题。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903年5月11日）第三期出版以后，《苏报》案爆发，陈撷芬陪其父陈范出亡日本。同年8月，才由《国民日日报》馆印行在日本东京编辑的《女学报》。第二年第十期，还增加了有关“《苏报》案”的为“沈荩死”“章邹囚”鸣不平的内容。以后未见继续出版。
主编陈撷芬在创办该报的同时，曾在女学报馆内建立女学塾。流亡日本东京以后，还曾加入反清的秘密会党三合会和留日女学生组织的妇女团体共爱会，一度被选为共爱会会长。
《中外大事报》（1899）
《中外大事报》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十（1899年8月15日）创刊。册报，一旬一册。总经理朱凤衔、副经理高翔，由中外大事报馆印行，是有维新思想倾向、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报刊，但对慈禧表示恭顺。同年九月初一（10月5日）出版了第六册后未见再出。
该报的前身是戊戌年间在广州出版的《广智报》，原为周报，由博闻报馆印刷出版。而广州《博闻报》则较倾向于“帝党”，为何迁沪另出《中外大事报》，原因不详。
《五洲时事汇报》（1899）
《五洲时事汇报》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一（1899年9月5日）创刊,册报。报端原标明“本馆社主日本佐原笃介,支配人中国沈士孙，馆设《苏报》馆内”，实际编辑人为沈小沂（晓宜），是以翻译和转辑国内外时事为主的半月刊，但也发表政论。章炳麟从日本回上海后，曾在此报连续发表批评薛福成移居澳洲主张的《论黄种之将来》；驳斥湖南封建顽固派对康梁无理攻击的《〈翼教丛海〉书后》，认为康梁变法“不失为忠于所事”；批评顽固派主张“与其瓜分给外国，不如瓜分给督抚”的《藩镇论》等文章。对于有些论点，后来章炳麟做了自我否定的修正。
是年佐原笃介以记者身份来沪，沈小沂素以结交各省文友著称，因而受邀共事。《五洲时事汇报》在《苏报》馆印行时，《苏报》已由陈范接办，政治上亦倾向于维新派。
该报现存十期，最后一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出版，以后未见该报。
《同文沪报》—《沪报》（1900～1908）
《同文沪报》于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四（1900年2月3日）出版，原为《字林沪报》，因经营不善，7年后转让给日本东亚日文会接办。经理田野桔次，主笔井手三郎，高翀（太痴）、周聘三（病鸳）为中文主笔。同年5月，唐才常主编的《亚东时报》并入《同文沪报》。8月，唐才常反清起义失败，上海《同文沪报》因系日商经营继续出版，并自1901年起每年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银元1万元，成为日本在沪的半官方报纸。光绪三十年七月（1904年8月）主编井手三郎接办日文《上海日报》,两报合一,馆内一切事务均由日人作主,高翀（太痴）、周聘三（病鸳）等都先后辞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外务省停止对《同文沪报》的津贴，该报于第二年二月初七（1908年3月9日）改名《沪报》出版，编号续前,标为“改良第1号”。同年冬天，被清廷上海道台蔡乃煌作价收购，《同文沪报》连同改名的《沪报》一并停刊。
《江南商务报》（1900～?）
《江南商务报》是江宁（南京）的江南商务总局的官报，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1900年3月1日）创刊。册报。线装，旬刊，每月初一、十一日、二十一日出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2月25日）,清廷为扶持工商业，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奉旨在江宁设立江南商务总局，在上海设立分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创办《江南商务报》的目的是开通风气,沟通官商感情，介绍中外商业情报。上海消息灵通，印刷条件好，故在上海出版。
该报除刊出有关官方的商务政策文件以外，也反映了一些商人的呼吁和要求，很少有主笔的评论，只在某些消息中夹叙夹议，或偶尔加几笔“附言”。作为提倡工商业的报纸，《江南商务报》刊出了《本报执笔人未定稿》、《各国商埠考》、《各国物产考略》,以及译自《远东通商史》的《棉花》、《羊毛》、《磁器》各节，（美）佑尼干著、林乐知译的《太平洋商战说》以及《世界各国商业比较略说》，还有总税务司和各海关税务司分析上海贸易情形的文章和当年通商各口岸的华洋贸易情形等，对于促进当时旧式商业向新式商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转移有一定的价值。
该报创刊时，恰逢北京义和团事起，第十九期（1900年8月25日）就刊出了《中西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中西议定保护长江内地章程》，正是所谓“东南互保”的历史性文献。《江南商务报》从第十二期（1900年6月17日）起开始客观地报道由于北京义和团运动而引起“南北商货为此阻隔，凡北地运来之货均拟加价”以来的情况，半年时间中至少有一百篇消息与义和团事有关。但该报总的态度是保持中立，从舆论上严禁抢劫，制止粮米出洋，制止米价哄抬，要求查禁厂商倒闭等，同时也刊出了《北地军需汇述》、《北地军需续述》，报道了上海沦为八国联军的后勤补给基地的情况。它的基本态度是拥护“东南互保”，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委婉地表示同情。
该报发行渠道与一般商办报刊不同：每期在江宁布政使司所属各州县转发,江苏、江西、安徽所属州县则由各省布政使司转发，大县12份，中县8份，小县6份，报费由布政使司在所属养廉项上按季扣解总局，每期共发1960本，加上咨送湖广总督衙门及国内外订户，每期发行约数千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曾一度实行“官派民购”，在上海大马路（今南京路）京都同德堂公开发售，并招登告白，宣称“登广告例收半价”。
《江南商务报》何时停刊不详，现存的第三十七期，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3月）出版的唯一一期。主持人不详。
《南洋七日报》（1901～1902）
《南洋七日报》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三（1901年9月15日）创刊。周刊，册报。每逢星期日出版，线装书形式，石印本，由南洋七日报馆编辑发行。
该报创办人为孙鼎、陈国熙、赵连璧。《章程》宣称：“身受国恩，原以笔谏，去新旧之党忧，泯中西之畛域，此立言第一要义。”内容以时事报道为主，有本馆论说、时事（分内政、外交、理财、经式、格知、考工、杂附等门类）和汇论（各报文章摘录）等，同时还刊出译编、课艺、奏疏等内容。主持人中，赵连璧是算学学者，每期都刊出一些有关数学的内容。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2年初）,赵连璧另办了《中外算报》（一说杜亚泉等编），并附设学馆。《中外算报》与《南洋七日报》一起，同在一个发行所发行。
《南洋七日报》已知出至第三十期，现存最后一期为第二十九期，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1902年4月27日）出版。
《选报》（1901～1903）
《选报》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一（1901年11月11日）创刊，册报。蒋智由（观云），赵祖德（彝初）倡办,先后担任主编是蒋智由和王抚士，创刊号由蔡元培作序。初为旬刊、线装成册。
该报创办于辛丑条约签订和清廷允行新政之后。创刊号上刊出的《本报缘起叙例》中沉痛地写道：“吾非吾国，吾谁与处?失此不救，沉沦终古。”“今者大败之余，割地赔款，削权挫威，如梦方觉，如醉斯醒。知胜败之故：学不及故，智不逮故，法不变故，政不易故。由是，一二智杰创启风会，诚不外是。”编者把爱国救亡看作是办报目的。
该报的选材、栏目设置、以及论说，都以爱国救亡为宗旨。“内政记事栏”着重介绍清政府当时推行新政的动向；“外交纪事栏”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对外屈服投降的腐败无能，以及在全国各地丧权失地的现状；“地球各国纪事”则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各国的形势,特别注重诸如《各国军舰表》、《各国国用汇志》等材料；“所闻录栏”则报道一些传闻消息；“他言集”译载外国报刊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而“经济备览”、“工业志略”、“农业纪”、“交通纪”、“军事小史”等栏,则鼓励国人兴办实业。编者在选登这些消息时，经常附加按语。
该报最注重的是每期《选报》刊首的论说，最初多为该馆自撰，后来逐渐扩大到馆外作者，再扩大为选载当时各报评论和来稿，撰稿的有蔡元培、蒋智由、蒋方震、杜亚泉、王抚士等。还有副刊性质的《国风集》栏，乌目山僧、狄楚青等都有作品发表。该报还特别重视教育问题，在现存的五十六期中，较完整地记录了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中国国内外学潮的全过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出版的第二十一期就发表了《中国教育会章程》，而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1902年11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五期，更成了南洋公学学潮专号。翌年正月二十五日（2月22日）第四十期起更改为月出四本。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中旬第五十二期出版后,因主编北上应试,声明缓出三月。第五十三期复刊后又刊出了《中国政府控告苏报馆章炳麟、邹容等条款》等报道。
该报现存五十六期。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1903年9月21日）出版第五十六期后未见续出。
《普通学报》（1901～1903）
《普通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十月创刊，册报。普通学书室编辑，主编杜亚泉。该报前身为《亚泉杂志》，是杜亚泉辞去绍兴中西学堂教职后，随蔡元培到上海所办的第一张报纸。杜亚泉原任中西学堂理科教师、教数理化等课程，所编《亚泉杂志》，是中国人主办的第一份自然科学期刊，当时日商《亚东时报》停刊未久，社会上误以为《亚泉杂志》即《亚东时报》的继承者，往往称之为“大日本亚泉学馆”“大日本亚泉杂志”。杜亚泉决定把亚泉学馆改名普通学书馆，另出《普通学报》，同时改为有政论内容的综合性学报。
该报为月刊，连史纸石印、每期约40页，政论主要刊登在“经学科”栏内，如第三期的《物竞论驳义》，更指名道姓地批驳日人加藤弘所鼓吹的所谓“强权即公理”的谬论；第四期刊出的《宪法论》，强烈地谴责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杜亚泉在“学务杂志”一栏所发表的《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力主用改良的办法来改造社会，赞成君主立宪政治。蔡元培除第三期外，每期都发表政论主张。林琴南、魏充叔则发表了《英女士意色儿离鸾小记》，宣扬了婚姻自主思想。该报刊登的其他科学知识，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该报共出五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1903年3月29日）停刊。
《外交报》（1902～1911）
《外交报》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2年1月4日）创刊，旬刊，册报。上海外交报馆编辑，初由杜亚泉所设普通学书馆改成的普通学书室发行，后该报的主持人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等先后应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外交报》第二十九期（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为该馆最早出版的报刊。该报持续出版了9年有余，到清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911年1月15日）停刊，共出版三百期，除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因商务印书馆遭受火灾有三期事后补印以外，从未脱期。
该报在内政上主张君主立宪，外交上主张文明外交。该报最大特色是每期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译载外国报刊上最近发表的时文，还刊出各种外交原件，如蓝皮书、白皮书等，而且“译文悉从原意，不稍损益，即有讥讪，亦存其真，以资鉴警”。从资料来源来看，仅国外公开出版的，就有英、美、日、俄、法等国的主要报刊40余种。一份译报有如此多的信息来源，在此以前并不多见。因此,该报一经问世，不仅受到当时关心国事的知识界欢迎，而且还受到京都外务部和各省督抚的关注。外务部称它“堪为课吏选士参考之助”,有些督抚批示所属“筹款购买”、“分送司局道府暨各属部委阅看，以广见闻”。
该报是由张元济、蔡元培、赵从蕃、温宗尧等发起创办的。张元济任总董，蔡元培为撰述。蔡元培因“《苏报》案”避祸出走以后，继任撰述何人不详。该报最初曾拟名《开先报》，取英语“前锋、冲锋”之意。正式发行时才定名为《外交报》。一度曾想以译论代替撰述，后来还是酌刊自行撰述的评论。特别是当时外国教案、“黄祸论”等外交事件纷至沓来，不得不有所表态，严复就曾先后在该报发表过6篇署名文章。宣统年间，则有留日法政学校毕业生孟森、邹义、汤一鹗、汪延震、王倬、孙观圻等人撰稿。
该报在当时影响极大。当各省普遍创办官报的时候，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道曾一度要求《外交报》改办日报、作为官报,结果未成。《外交报》始终是民间报纸。
《政艺通报》（1902～?）
《政艺通报》于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1902年2月22日）创刊，册报。月出两册、逢朔望（即初一、十五日）出版，政艺通报馆发行，顺德邓实（秋枚）主编。该报共出版6年2个月一四六期。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改出月刊，只出了两期即行停刊。该报于每年结束时仿欧美《列国岁计政要》体例，将全年内容分类归并、出版汇编本，称作《政艺从书》又称《政艺通报××（用干支纪年）全书》。现存6集。
该报每期约40余页，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言政，有政学文编、政书通辑、内政通纪、外政通纪、内外政要及政艺文钞等；下编言艺，实际是介绍铁路、开矿、农工等实业发展情况,设置了艺学文编、学书通辑、艺事通纪、艺学图表（统计资料）及从钞等。在第一年第十二期起又一度增设一个中编，内容有史学文编、朝廷外交政史、万国外交政史等。材料多半是当时的文件汇编，但每期都有相关的评论。《政艺通报》创办的目的是,讨论时政、研究社会病状、探讨救国图存的方案，以期使“老大之帝国，东方之病夫”于20世纪兴旺；研究学术，藉学术思想开通民智，强壮民力，潜移默化“普及政治思想于全国”，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该报主要执笔者为邓实。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备受外人欺凌，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但他又认为民主政体对中国来说是遥远的将来之事，主张建立一个君民共主的国家。随着清政府表示要“预备立宪”和上海县建立城厢总工程局的试行地方自治事宜的进展，该报鼓吹地方自治日甚，号召革命者也来参加自治。后来则认为地方自治才是立宪的根本，附和立宪派。该报还提倡保存和振兴国学，发扬“国粹”，以达到保国保种、振兴民族的目的。主编邓实后来与黄节、黄侃、章炳麟、马叙伦、陈去病、刘师培等共同发起“国学保存会”，另外办了一份《国粹学报》。他们提倡国粹，目的是反对异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族自治的国家，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该报在艺学，即科技方面，主张学习先进国家的长处，除了工业技术外，还要学习他们的劳动组织，经营管理能力和先进的工艺程序等，这些主张也都是有价值的。何时停刊不详。                                                                               转贴

« 上一篇： 晚清时期报纸（1861～1912）· 综合性报纸 （二）

晚清时期报纸（1861～1912）· 综合性报纸 （四）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