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报纸（1861～1912）· 综合性报纸 （四） 

《政学报》（1902～?）
《政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1902年3月24日）创刊，月刊，册报。东亚译书会商务报馆总发行。
该报每期约28页，铅印线装。主编张鸿，东亚译书会就是他与徐念慈、孙景贤、黄摩西等人所创办,都是常熟籍人士。创刊号上还刊出了乌目山僧（黄宗仰）所绘的孔子像和澄衷蒙学堂图，而乌目山僧也是常熟人。由此可见此报是以常熟文人为核心的同人报。张鸿在叙例中说：“吾国之危，一甚于甲午，再甚于庚子，士大夫之有识者，鲜不咨嗟太息于吾民之愚，而恫外交之无术……同人忧之，创设斯报，开通见闻，商榷是非，庶几为人上者得其说而思之，为人下者得其说而治之，是所愿也。”
现存该报三期，停刊时间不详。第三期“同社著述”栏有《蔡钧咨外务部书驳文》，是批驳蔡钧要求别再派学生留日，以免沾染革命习气谬论的。创刊号上的图像原拟用石印，后因模糊不清，而改用铜版印刷，在当时报刊界尚属少见。
《新世界学报》（1902～1903）
《新世界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1902年9月2日）创刊，册报。赵祖德出资经营创办,由原在《选报》襄助编务的马叙伦邀乃师陈黻震出任总撰述，马叙伦、汤尔和、杜侍峰等辅助。他们办《新世界学报》，坚守“宗旨不同则敬谢不敏”的原则，很少刊登圈外人的来稿。《新世界学报》实际上成了当时浙东知识界的同人刊物。发行人署“有耻氏”，实为赵祖德的化名。
该报是“以通古今中外学术为目的”介绍西学的刊物。涉及的西学有史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经学、法律学、理财学、伦理学、地理、商学、农学、工学、兵学、物理学、算学、辞学和医学等18门，在当时的新学书报中、栏目之多，学科之广，堪称第一。但也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用学术作为“中国之兴”的手段，以介绍西学尽其“匹夫的责任”，向西方学习是为了与列强竞争，以达到并驾齐驱的目的。为此，常在介绍西学的同时，发表主笔的议论，表示与旧学相决裂。虽在现实问题上小心翼翼，“不敢言政”,但在学术领域则别具精神，如在史学栏内多登落后民族和弱小国家遭受侵略的惨史和奋起抗争的斗争史。从第十一到十五期“政治学栏”刊出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一文，则介绍了傅立叶、欧文、蒲鲁东和马克思的不同学说，文章虽简约并有不少误解之处，但是这样广泛而系统地把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尚属首次；“教育学栏”里第十二期刊出《学生潮》一文，明确主张应重视青年在国家中的地位，并刊来稿《论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失辫事》。第十三期又刊来稿《论中国学界势力之微弱》、第14期刊《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更进一步地从纯学术转而面向现实政治。
该报月出两期，逢朔望出版。《新世界学报》出版后，在海内外都很受欢迎。横滨《新民丛报》和新加坡《天南星报》馆、檀香山《新中国报》馆、香港中国报局都代为销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世界学报》总撰述陈黻震北上应试考中进士，被授户部主事；马叙伦应邓实之邀代编《政艺通报》，新世界学报馆群龙无首而停刊，共出版十五期,清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1903年4月27日）出最后一期。
《大陆报》（1902～1906）
《大陆报》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1902年12月9日）创刊。初为月刊，册报。第三年起改为半月刊。封面为巨龙围绕地球腾飞，为清末报刊中最早突破单纯题签模式。封面和书脊均题“大陆”二字，版权页和目录前则题为“大陆报”。编辑兼发行者先后署：《大陆报》总发行所，林志其、廖陆庆、江乔。主持《大陆报》者实为光绪二十七年在日本东京发刊《国民报》的悆元丞，主笔有秦力山、杨荫抗、杨廷栋、雷奋、陈冷等人；创刊号以及开始几期都刊出有关作新社的图片，以后还一度声称由作新图书局出版，而作新社正是悆元丞与日人下田歌子合资创设的。该报还多次刊登唐才常的遗诗和对唐的悼念文章。《大陆报》创刊后用相当多的篇幅刊登时事新闻，内容分国内部、国外部以及世界谈片杂录等，多半是客观报道。发刊的第二年，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该报增辟了《日俄战记》为附录。它当时在“言论”和“时事批评”两栏中鼓吹改革，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不排满，对清廷宣布的预备立宪之类较感兴趣，但对康有为、梁启超个人,则进行了一系列不间断的抨击。这些抨击其实并不涉及维新与改良、革命与保皇等原则性问题，往往都是针对康、梁个人。起因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1903年2月26日）出版的第二十六期上,对出版未久的《大陆报》作了评论，认为“《大陆报》差于《新世界学报》,而其文更不逮之，敷衍篇幅者居全册之半，无甚精彩。其目录遍登各日报广告中,然往往一目录之下，其正文不及两三行者，虽铺张扬厉，其价值自为识者所共见也”。《大陆报》编者对此大为恼火，在同年四月初十（5月6日）出版的期刊上,接连刊出5篇反驳文章,不断地对康、梁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极尽丑化诋毁。
该报是较早提出批判我国国民性中的弱点的报刊，但立论消极。出版3年，共47期。停刊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6年1月19日）。
《童子世界》（1903）
《童子世界》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九（1903年4月6日）创刊。初为日刊,有光纸石印，每号3页。第二十二号至第三十号改为隔日刊，每号石印6页；第三十一号起改为旬刊，白报纸铅印,每号50页。
该刊署“童子世界社编辑和发行”，实际上是上海爱国学社附设蒙学班自治组织童子会主编。主持人吴忆琴、钱瑞香、陈君衍、翁筱印、薛锦江等都是童子会成员，改为旬刊时则由爱国学社伊梅士参加编务。
《童子世界》的宗旨，是以爱国之思想引导童子之自爱精神，以浅近的文字，“浚导文明，发达其爱国思想”。前期文章多带有学习心得性质，如历史、地理、格致、化学、演说、箴言诸栏。但思想比较激进，曾公开宣称：本报议论“无一字不激，无一语属钝滞，晨钟暮鼓,令人发深省，而于时事复相切合”。作者以唤醒国民为天职，甚至批评国民有奴隶性，抨击科奉和官办学堂的种种弊端，反对复古和尊孔，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争独立、争自由，认为“中国之灭亡与否，自主与否，其希望全在吾童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该刊改出旬刊以后，立论更趋激烈。封面原先为一童子执龙旗骑于猛狮身上作腾跃状，此时改为左上角绘一钟，右下角画一圈人各执乐器而歌，中书“铸自由钟”四字，在文章里公然指明皇帝“盗天下人的天下，拿天下人当奴隶”“比强盗官吏恶过十倍，害过万分”。主张联合各处秘密会社，“克期举兵起义”，“先攻北京，擒贼先擒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底,“《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迫解散，该报同时停刊。现存的最后一期为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出版的第三十三号。
《国民日日报》（1903）
《国民日日报》于《苏报》被封后一个月的清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1903年8月7日）创刊,由《苏报》原来的主笔章士钊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张继、何靡施、陈去病及苏子毂（苏曼殊）、金天翮、高旭、刘师培、柳亚子、陈独秀（当时名陈由已）等。江西谢小石出资，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
该报用黄帝纪元，不奉清皇朝正朔，现存的第二号在报端上标明“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癸卯六月十六日，西历一千九百零三年八月八日，第二号”。当时《苏报》案交涉引渡人犯事已陷入僵局，而一星期以前北京又发生沈荩被杖毙事件。《国民日日报》刊载的消息和议论特别翔实，包括案件的发生、经过、审理情况，中外交涉，各国态度，以及对沈荩和“《苏报》案”中心人物章太炎、邹容的回忆和纪念的诗文、轶闻琐事等等，仅就《国民日日报》汇编本统计，有关“荩案”的达30余篇，有关“《苏报》案”的近70篇，还刊出章炳麟在狱中所写诗文。《国民日日报》也与后期的《苏报》一样，比较注意各地学潮的报道，特辟《学风》一栏。在鼓吹反满革命方面，吸取《苏报》案教训，不再有指名道姓直挞清廷的文字，但还是直言抨击封建专制，对于“满洲之失”，则揭露清廷“漠视国土，偷安旦夕；国民义愤，目为叛逆；友邦忠告，弃若弁髦。甚至遣内监以交欢俄使，受五百万金，密卖满洲之事”。该报编排及取材，较《苏报》更为新颖，发行未久即风行一时，时人盛称为《苏报》第二。它在《政海》栏中所刊题为《德国之社会民主党》一文中，有“说民主党向奉马枯士之革命的共产主义以为圭臬”之句，这是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中，最早出现马克思（马枯士）名字和“共产主义”这个新名词。连横（文徵）为《国民日日报》编辑副刊，苏子毂翻译了雨果小说《悲惨世界》。
《国民日日报》的继《苏报》问世，引起清廷官吏的极度不安。鉴于《苏报》案的办理棘手，不敢再次贸然交涉捕人封禁，只得由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通饬各属地方官，“示知地方商民不准买看”,如有寄卖该报者，一经查出，立即提案严行究办”。遗憾的是《国民日日报》由于报馆内部因经理与编辑发生争执，卒致各向外国公堂提出诉讼，调处无效而致报纸停刊，共出版了110余天。停刊时《苏报》案尚在最后审理，犹未结案。其后章士钊创办了东大陆图书局,聘在《苏报》案中获释的程吉甫继任东大陆图书局帐房，刊印《国民日日报汇编》、《〈苏报〉案纪实》、《沈荩》、《黄帝魂》等书。
《国民日日报》停刊日期不详。上海图书馆藏有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1903年12月3日）的《苏报》第一一七号，所以《国民日日报》停刊应在这一时间之后。
《宁波白话报》（1903～?）
《宁波白话报》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五（1903年11月23日）创刊于上海，旬刊，线装，册报。《宁波白话报》馆出版发行。主办人为慈溪陈屺怀，办报的宗旨是“专为同乡开风气长知识起见，纯用官话演成，既可使宁人通晓官话，且使他府、他省人阅览”。除在上海发行以外,还在宁波设分发行所。
《宁波白话报》特别注重宁波地区的情况和针对宁波的实际作报道。如曾调查慈溪农产作物、宁波在沪女学生等，报道宁海教案，拘拿花会，外国人要开银山冈矿等，所写的评论有《奉劝宁波的同胞》、《宁波的渔业危险得很》、《宁波的烧香的坏处》、《祝赞来年宁波人》等。但稿源很缺，多半是自撰自编，后来无法按时出版，第九期以后停顿了一段时期，直到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一（1904年5月14日），才重出“第一次改良第一期”。这次改版一是刊期延长，由旬刊改为半月刊；二是门类丰富，增添了历史、地理、教育、实业、格致等内容；三是篇幅增加，每册增至40页左右；四是装帧改为洋装；五是改由上海宁波同乡会主办；六是撰稿人队伍扩大；七是内容涉及的面更广，不再局限于宁波的事情。但该报的宁波地方特色十分浓郁，如《论德人渔业公司和我宁波的关系》、《防！防！！防！！！宁波将亡了》、《论宁波商业家宜扩张航路权》，以及针对宁波地方恶俗而发的《赛会是最不好的事情》、《叉麻雀的坏处》等，都是在当时其他报刊上不多见的。还曾点名直斥“现任抚台聂仲芳，最怕是洋人”、“现在做官的，一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这样的”。《宁波白话报》还曾竭力鼓吹不缠足运动，刊出了大量论说和文艺作品。何时停刊不详。
《俄事警闻》——《警钟日报》（1903～1905）
《俄事警闻》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1903年12月15日）创刊。
“《苏报》案”初发时，蔡元培曾避走外地。是年冬，“《苏报》案”事逐渐平息，蔡元培回上海，当时适逢俄兵重新占领奉天。而“《苏报》案”之后，爱国学社被迫解散，中国教育会继续存在，蔡元培就与在沪的中国教育会成员陈竟泉、王季同、叶瀚等，共同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日报。
该报主编为王季烈（小孙），兼译英文电讯。蔡元培、汪允宗撰述论说兼译日文资料，办报者皆尽义务。参与撰述者还有刘光汉、陈去病、林獬（白水），叶瀚、邵仲辉（力子）等。创刊号首登《本社广告》云：“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后来又补充说:“吾《警闻》之宗旨，在以外祸之惨逼者警告通国，使为以备。俄祸固为起点，然我苟不自兢，则其他诸国之交旋于我，无一而非俄也。故吾《警闻》的责任，必不能圃于俄事之一区。”该报从创刊起，就注意世界各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创刊号刊载了一幅新闻漫画《瓜分中国图》，警告国民：“外国人就要来瓜分了！”
该报另一特点是每期都发两篇论说，一篇文言，一篇白话（或官话、京话甚至湖南白话、广东白话），题目都是“告××”,例如《普告国民》、《告诉大众》等等，并公开征求来稿。第二期上所刊要“告”的对象，从政府、外务部、领兵大臣、各省疆吏、学生、义勇队、新闻记者、革命党、守旧党、保皇党、立宪党、全国妇女、农、工、商、会党、马贼、无业游民、乞丐、吃洋饭者、出家人、阔少、教民等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一连列出了六七十种，刊登了73篇“告××”。
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月12日），上海对俄同志会开会，认为《俄事警闻》发刊之后，“限于财力，未能遍布；且于要区未置访事，挂一漏万，缺憾滋多”。决定正式确认《俄事警闻》为“同志会之机关报，并议扩张规模，改为《警钟》”。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正式爆发,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十（1904年2月25日）该报正式宣布改为《警钟日报》。《俄事警闻》前后共出七十三号。
《警钟日报》于清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一日（1904年2月26日）正式创刊，编号另起，篇幅比《俄事警闻》增加，并有专登小说、丛谈及本埠琐记、城内和城外租界琐事、公案等版面。主笔仍为王季烈。同年正月二十七日（3月13日），对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蔡元培出任该报主笔。四月初四（4月26日）该报刊登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的消息,首次公布了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革命纲领。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八（1904年7月20日）,蔡元培辞去主笔职务,改由汪德渊（先中）主持；不满一月汪德渊又辞职,再改由刘师培主持。经理则为李春波。
《警钟日报》问世后，迅速成为沪上舆论中心，态度相当鲜明。当时各省督抚纷纷奏请立宪，主张先成立上议院，议员由三品以上的官吏中选任。《警钟日报》社论却指出《中国立宪无望于上》，并以一系列的评论，揭露清廷立宪不过是个骗局。该报的报道重点，仍然是日俄战争。它抨击清廷的“局外中立”的鸵鸟政策；同时也揭露英帝国主义趁机侵略西藏，法、美等国也各具野心，觊觎我国的阴谋。此时,上海发生了反对联俄官僚王之春的万福华谋刺案，接着又发生俄国士兵在外滩街头乘醉殴毙甬人周生有案，《警钟日报》不仅批评官场的腐败，同时还连续发表《宁波人可以醒矣》、《宁波人不如香港人》等评论，鼓励宁波人起来斗争。光复会成立以后，《警钟日报》排满复汉的调门也愈来愈高，主张暗杀，赞扬会党，提倡国粹，而对孙中山十分推崇。国内报纸上公开传播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警钟日报》是第一家。
该报的报道，引起清廷和租界当局的恐惧。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1904年11月16日）是慈禧的70寿辰，《警钟日报》社论的题目是《呜呼！万寿无疆》。后来有人把这篇社论与林白水的著名寿联“每逢万寿必无疆”印成“传单”（号外），在烟馆茶寮散发，从而引起清廷通过租界工部局查抄了发行《警钟日报》的镜今书局，最后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1905年3月25日）以《警钟日报》的“叛逆谤读，淆惑人心”等罪名，查封《警钟日报》馆,机器设备充公,主笔金少甫以及印刷厂的工友多人遭拘捕,刘师培走避。镜今书局宣布破产。由镜今书局印行的《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也同时停刊。
《中国白话报》（1903～1904）
《中国白话报》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1903年12月19日）创刊、册报。林獬（白话道人）主持编务，镜今书局发行。镜今书局同时发行《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以及《二十世纪大舞台》，这三种报刊，均为镜今书局业主陈竟泉投资。
该报开始月出两期，从十三期起改为每月3期，每期约60～90页，3万余字，32开本，采用西式装订。主持人林獬，福建侯官人，热衷于新闻事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杭州先后参加过《译林》《杭州白话报》的编务，以后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时攻法科兼学新闻，是我国在国外进修新闻学课程的第一人。回国后定居上海，是中国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蔡元培回沪组织对俄同志会，发刊《俄事警闻》时,林獬认为“如今月报、日报，全是给读书人看的，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是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他把希望寄托在下层劳动者和青少年。《中国白话报》以醒目的标题和悲愤的笔调，痛陈当时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危险,呼吁团结起来组成政党，万众一心进行斗争。
《中国白话报》的主旨不仅反侵略，还把排满反清当作反侵略的主要环节。曾刊登《论刺客》一文，把近20年来刺客的“事迹”一一列举刊出，加以评论。还把俄占奉天等时事编成新戏，把《扬州十日记》等改成白话文。该报出版至第二十期后一个多月未出，随后又出版了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期合刊特大号后停刊。停刊原因与《警钟日报》社论《呜呼！万寿无疆》被查，镜今书局被封有关。这篇社论实出于林獬手笔。
《时报》（1904～1939）
《时报》于清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狄葆贤（平子）主办。为避免地方政府的干扰，曾以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名义为发行人,实际上是由康有为授意和资助创办的。梁启超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由海外秘密返沪，直接参与该报的筹办,命名《时报》，发刊词与体例也都出于梁氏之手。初办时刊登的论说，大都由梁从日本横滨寄来。初期的《时报》，是康、梁在国内的重要言论阵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后，由于狄葆贤与康、梁关系疏远，而与江浙立宪派张謇等人关系接近。辛亥革命后，该报由狄葆贤独资经营，民初又倾向进步党，后来政治色彩渐趋淡薄。
《时报》由狄葆贤自任总经理。历任主编有罗寿高、陈景韩、雷继兴、包天笑、戈公振等。该报在新闻业务的改革方面颇有创新：一是首创“时评”栏，配合当天重大新闻，发表短论，分版设置，抢其时效；二是设立“北京特约通信”，黄远生最早为该报撰写新闻通讯；三是开辟文学附张，设小说专栏，分撰、译两种，以译为主,曾以语体文译介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如雨果的《悲惨世界》（节选，译名《逃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译为小说形式，译名为《海姆兰脱》）等；四是创立专业性周刊，设置“教育”、“妇女”、“实业”、“医药”、“文艺”、“英文”等各种周刊。其中的《图画周刊》为戈公振主编，用铜版道林纸精印，每逢星期四随报附送；五是打破书本式,首创对版式，对编排、栏目、标题、字体等都有许多改进。
民国10年（1921年）（一说1920年）狄葆贤因《时报》亏损过巨，加以体弱多病，将其出售给黄伯惠。黄接办后自任总经理。其时，陈景韩、包天笑等先后离去，主笔为蔡行素。黄所倚重的是本埠版主编兼管副刊的吴灵园和实际负总编之责的金剑花。原有的一些专刊，因乏人主持，多先后停刊。民国20年（1931年），巴金的小说《激流》（后来开明书店出版全书时，易名为《家》）第一、第二章首先在该报连载，民国16年（1927年）夏，黄伯惠从德国购进福美厂生产的套色轮转印报机一台，每小时可印二大页报纸8.1万份（即单页16.2万张），同时可套印红、黄、蓝三种原色或其它颜色。民国21年（1932年）6月27日发行《时报》一万号时，在纪念刊上有一幅用三色套印的“威尼斯图”，是当时亚洲报纸中第一次采用三色套印，载誉一时。
前期《时报》遵循文人论政的道路，并在报界革新及提倡教育、文化学术方面，博得知识界的赞赏；后期《时报》则侧重于加强社会新闻与体育新闻。黄伯惠擅长摄影，注重新闻照片。《时报》的摄影与制版以设备精良著称。体育版引人人胜，民国19年（1930年）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时，该报与航空公司订约，每晨包专机运送报纸，刊有新闻照片，图文并茂，在运动会上抢在其他报纸之先发行，风靡一时。对社会新闻，绘影绘声，如“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恋爱”、“太保阿书伏法案”等，在报道中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加以渲染，在社会上颇招致“诲淫诲盗”之讥。大型日报以体育与社会新闻为重点者，始自《时报》。
30年代，《时报》一度日出三报，即夜报、京杭版报与日报。九一八事变后，该报下午出增刊，初称“号外”，民国22年（1933年）1月起改为夜报。京杭版每夜12时先发行一大张，赶交京沪、沪杭夜车运往南京、杭州，次日一早与当地报纸同时发行。日报，则按常规于清晨发行。民国26年（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后，《时报》被迫接受日方新闻检查，后由于经营困难，并发觉汪（精卫）系汉奸对《时报》意存觊觎，黄伯惠乃于民国28年（1939年）9月1日宣布停刊。
《南方报》（1905～1908）
《南方报》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1905年8月23日）创刊，为曾任上海道台和驻日公使的蔡钧（和甫），以蔡勉善堂名义集股创办。初期日出对开两大张8版，一个版面为英文专版，有评论也有新闻报道，还有中国成语的英文译义，对交涉要案报道特别详要，并加以评论。该报创办不久即着手酝酿创办《北方报》，以便南北呼应，增强报馆实力。总主笔胡枚宣（眉仙），英文主笔唐介臣。该报创刊不久就指名道姓与《中外日报》汪康年、严复等人笔战，引起人们注目。
《南方报》创刊不到一年 ,发生股权纠纷,经理吴恭青被辞退,改聘坚公继任，日本人井手三郎为经理助理，报纸改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4天后，报馆人员再次调整，主笔房由叔子、通敬、惜安、志鹏等人主持。一年后，经理坚公和主笔房人员全部辞职，《南方报》由蔡钧的弟弟蔡甫和王锡五、唐雨生等人主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南方报》撤销英文专版。半年后，蔡钧被清廷军机处以“行踪诡秘”为由,驱逐出京，该报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8年2月1日）宣告停刊。
《中国女报》（1907）
《中国女报》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初在上海创刊。秋瑾主编，陈伯平编辑，月刊，册报。32开本，出版两期后，因秋瑾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酝酿起义，不幸被捕牺牲，第三期未能出版。
该报创办的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秋瑾的创设中国妇女协会作舆论准备，该报内容，以论说、演坛、新闻、译编、调查、尺素、诗词、传记、小说为主，并以中外各国古今女杰之肖像及名景胜迹、有关女学者印入首页，同时刊登中外各学校之章程、服饰等调查。
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说：“听晨钟之初动，宿醉未醒；睹东方之乍明，睡觉不远。人心薄弱，不克自立，扶得东来西又倒，于我女界为尤甚。”
第一期上，秋瑾还在《警告姐妹们》一文中指出:“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们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要求团结妇女，提倡女学、女权，鼓吹救国，过去《女学报》《女子世界》等报刊一般是，要求提倡女学，振兴女权反对缠足。《中国女报》则在秋瑾主持下，把妇女解放和反清革命结合起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最早的妇女报刊之一。
《神州日报》（1907～1926）
《神州日报》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任社长，杨守仁、汪德渊任撰述，创刊后3天出对开四大张，第4天起改为三大张，大型日报。主要内容有“社论”、“官门抄”、“专电”、“紧要新闻”、“特别调查”、“通信”、“各省新闻”、“短评”、“杂俎”、“小说”以及各种专栏和文艺小品，广告几乎占全报一半篇幅。
《神州日报》以干支纪年（丁未年），下注“阳历”，不用清朝光绪号纪年。《发刊词》提出“神州社会主义”、“神州国家主义”，报纸刊登的文章充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1907年5月8日），《神州日报》遭遇火灾。四天后复刊,日出两大张；四月十二日（5月23日）起恢复日出3大张。于右任辞职后，由叶仲裕，汪漱尘（彭年）接任。
宣统元年三月初三（1909年4月22日），上海发生印度工头强奸乡妇事件，该报当即予以揭露，遭到英租界和清政府迫害，上海报界一致声援，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团体——上海日报公会，进行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神州日报》创刊时，正值同盟会在萍、浏、醴起义之后，继而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报纸对此都有报道。对清政府大捕革命党人的暴行，对清廷统治阶级官场之黑暗腐朽现象，则大量揭露；对“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口号也有所宣扬。但不作过激言论，只作“旁敲侧击之文字”，进行“迂回之宣传”。对于清政府的立宪，指出其不可行，进行批判，对外国列强掠夺中国资源的阴谋,也屡予揭露，但限于环境，未能系统阐明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也缺少理论上的论述。在于右任主编时期，该报影响较大，及至汪彭年接办，汪久中任主笔以后，虽有对革命党人和武装起义的报道，但立场已逐渐倾向君主立宪。
该报于民国15年（1926年）12月31日停刊。
《上海日刊》（1907～1908）
《上海日刊》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一（1907年5月12日）创刊。对开一张，日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办李平书创办，由时中书局总发行。
该报提倡兴办城市建设,如建造发电厂、水厂、街道安装路灯、筑马路等。创刊初期聘张伯贤为主笔，并请孙家振（玉声）主持报务。4个月后，报纸版面革新，除“阁抄”、“论说”、“国闻纪要”等外，增辟《沪滨风土志》，专登载本地消息，每逢星期日分段绘印城厢内外地图，并附印小说《新缀白裘》，随报附送，加强了报纸的地方性和可读性。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袁世凯派亲信蔡乃煌接任上海道台，加强舆论控制，李平书等人深感办报之不易，“稍一不慎，易兴文字之狱”,萌发退意,不久宣告《上海日刊》停刊。
《时事报》（1907～1911）
《时事报》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1907年12月9日）创刊，邵松权等人集资创办。主编汪剑秋，日刊两大张，商办营业性报纸。创刊3月后邵松权将报馆和印刷厂一起盘给兴记有限公司。该报最大特色是每天刊登一页图画，是当时上海各报中最注重图画宣传的报纸。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因经济困难，该报被上海道台蔡乃煌收购，并入《舆论日报》。
《舆论日报》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908年2月29日）创办于上海。由杨千里、童弼臣、于右任等人任主笔，日出两大张，附送石印画报，根据新闻内容有时报纸扩至三大张或四大张。除国内发行外，并远销欧美、日本。当时《时报》因挂日商招牌，有些稿件内容涉及日本政府或个人，《时报》不便刊登，便转至《舆论日报》发表。
《舆论日报》创刊初期，蔡乃煌还未接任上海道台，该报报道内容尚公正，但不久蔡乃煌直接干预该报事务,于右任、杨千里愤而辞职，该报内容便为清廷所左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蔡乃煌收购日商《同文沪报》,翌年又收购商办《时事报》,三报合并改名为《舆论时事报》，编号接续《舆论日报》为第四八七号。原《时事报》出版的《戊申画报》一并为《舆论时事报》馆所有,继续出版发行。报务由孙家振（玉声）、雷缙（君曜）主持。
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江苏省咨议局审核上海道财政支出时，发现蔡乃煌收购上述两报的经费，系挪用各省解沪开浚黄浦江的水利费用，属“官冒商名”,为清廷律法所不容，决定由制台（两江总督）饬令清查。蔡乃煌被迫将《舆论时事报》的官款退出，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由茂记公司黄楚九接办，《舆论时事报》也重新改为《时事报》继续出版。
重新改名的《时事报》为黄楚九和浙江富绅张敬恒投资，仍由孙家振和雷缙主持报务，主笔为章佩己，吴沃尧（趼人）主编副刊。宣统三年四月二十日（1911年5月18日），《时事报》又改售给黄溯初、张公度、张东荪等人主办，并改名为《时事新报》。历时4年的《时事报》宣告停刊。
《国魂报》（1908～?）
《国魂报》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一（1908年4月1日）创刊。日报。创办人及主笔戚饭牛（牧）。丽则吟社编辑兼发行。

据该报《启事》自称,“为诗界交通机关丽则吟社社报”。对开折叠式，内以书页排印。以“提倡风雅”为宗旨，一切著作皆为同人来稿，所以创刊当日，不登发刊词，以示与各报体裁有别。该报无论说与新闻，主要刊载社员的诗作、序文、杂记、随笔、书信、小说等，分别归入“丽则吟社诗辑”、“碎锦集”、“拣金集”诸专栏，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梦兰因》和《红蔷薇》，反映欧洲战事的《胭脂血弹词》。演述秋瑾事迹的《轩亭冤传奇》，被人称为与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新罗马传奇》“气魄意境不相上下”之作，“为数十年来女界所未有”。该报还刊登宣卷、小调、山歌、诗钟、联语等，出版评选名伶的《万寿无疆》和《万寿菊榜》专刊、专版，编辑过秋瑾专集《越恨》，收录了有关秋瑾一案的电报、序文、时评、文件、遗照、传奇、诗文、词联，另有小张副页《尘天影》，内分“粉墨痕”、“风月谈”、“时髦话”等栏，随报附送。主要社员和撰稿人有杨了公、吴眉孙、陈蝶仙、奚燕子、江荫香、秦缦卿、谢企石、潘痴蝶、王恩甫、龙泣红等。
该报停刊日期不详。今见最后一期为清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1908年7月24日）出版的第一一五号。
《国民白话日报》（1908）
《国民白话日报》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1908年7月28日）创刊。日报。创办人多为安徽籍的革命党人，有李铎（警众），李燮枢（辛白），范光启（鸿仙）、陈仲衡等。主笔与主撰为王钟麟（无生、无生）、胡季仁、王无言、齐宗濂（悦羲）等。国民白话日报社出版。同年八月二十九日（1908年9月24日）停刊，改名为《安徽白话报》续出。
该报日出一大张4版。一、四版为广告版，二、三版分别设有“演说”、“本国新闻”、“外国新闻”（一度合并为新闻栏）及插画、选电、新戏、小说、唱歌、女界新闻、小史、文类等专栏。它是清末安徽革命党人在沪创办的最重要报纸，创刊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让多数国民学普通知识，使他们知道爱国。该报公开拒登除“白话”外的一切来稿。对除白话体外的“其余各件”和“谕旨”，另外付印，“随报附送，不取分文”。同时以醒目的广告语标明：“本报具有白话、戏曲、便宜”三大特点。表明该报政治立场的演说栏，每日发表一篇专论，基本倾向是：反对清廷专制统治；揭露外强掠夺中国丰富矿藏之野心；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提出改革社会弊端的各种进步主张。同时该报还痛斥腐败官僚与新政权贵，大声疾呼国民的救国意识，先后提出“欲强国必先正人心”，“人民当为地方负责说”、“地方宜设演说研究会”等政治主张。
该报新闻栏报道各地、尤其是安徽、上海两地的时事新闻，以工商学界的动态为主。插画栏紧密配合该报宗旨，反映社会现实，每日以八分之一版地位，刊载一幅主题鲜明、立意尖锐深刻的漫画。此外刊登的小说，歌唱、新戏等都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民间小调、滩簧、西皮、二黄、鼓词等形式，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宣传破除迷信，反对赌搏、缠足、吸毒。主要撰稿人有王钟麒、马相伯、李警众、范鸿仙、李辛白、星驰、齐宗濂等。
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908年9月24日）该报登出《本馆紧要广告》，声称该报出版以来，销路日广，但经过调查表明,极大多数读者是“中上社会定看的，下等社会看的简直就没有”，再加上“章程内所有各种的科学栏目因限于篇幅，亦未能挨次登入”等原因，致使“该报同人创办这报的目的,总是未达”,决定将该报改名为《安徽白话报》，日报改为“册报”。《国民白话日报》正式停刊。
《民呼日报》（1909）
《民呼日报》于清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创刊，于右任创办，陈飞卿任主笔，日报。每日两张，内容有“言论”、“纪事”、“丛录”三部分。
于右任自《神州日报》遭火，去《舆论日报》又因“气味不投”，在庞青城、张静江等人资助下另办此报。早在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年8月27日），于右任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日报》，因火后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时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
《民呼日报》指斥清政府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无不以媚外为政策”，只是“以傀儡自待”，对政府的腐败衰朽则更多揭露，认为中国衰弱之总因，“上不在天子，下不在庶民，而在君与民中间作枢纽，如死人、如魔鬼、如狼、如羊、如蟊蠹、如蝗蝻之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之官吏”。而清政府预备立宪，是“阳托立宪之名，以阴施压制之实。”
《民呼日报》言论激烈，引起清政府的忌恨。恰逢当年甘肃省灾荒，于右任是甘肃省赈灾会会员，该会办事处即设在报社。宣统元年六月十四日（1909年7月30日），护理陕甘总督致电上海道台蔡乃煌，毁谤《民呼日报》“侵吞赈灾捐款”，将于右任和主笔陈飞卿拘捕。租界当局拖延不审，也不许交保。同年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民呼日报》被迫停刊。共出92期。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1909年9月8日）,会审公廨才予判结，将于右任逐出租界。
《民吁日报》（1909）
《民吁日报》于清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1909年10月3日）创刊，日报，两大张。于右任创办，范光启为社长，朱少屏为发行人。
于右任在办《民呼日报》遭清政府拘捕出狱后，仍不灰心，再创此报。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1909年9月28日）上海报刊曾载《民呼日报》“最后广告”，次日又刊出《民吁日报出版广告》，内称：“本社近将《民呼日报》机器生财等一律过盘，改名《民吁日报》，以提起国民精神、痛除民生弊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该报版式与《民呼日报》相同，只是“呼”字少了二点成为“吁”字，意谓民众“呼”都不能，只好长吁短叹。香港《中国日报》就此评论：“民不能呼而至于吁，顾名思义，如闻国民咨嗟太息之声。其事可嘉，其情亦良苦矣。”
《民吁日报》反清反帝的基本倾向与《民呼日报》相同，但它出版时适值安奉路事件引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日本伊藤博文遇刺事件，上海各报慑于当局压制及日本暴力,都噤若寒蝉，莫敢抗议，独《民吁日报》不畏强暴,愤怒指责：“试思中国之政府，谁之政府，日本之政府耶？北京之官吏，谁之官吏，日本之官吏耶？”该报创刊后不久在九月初三（10月16日）和九月初九（10月17日）连载社论《论中国危机》，16日还刊登《锦齐铁道与远东和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松冈认为这两篇论文“激烈地攻击、恣意地怒骂日本”，“除了禁压外没有其他办法，该报存在一天，对我方则不利一天”。在日领事要挟下，清当局未审先封。宣统元年十月十七日（1909年11月29日）强行判决，“将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民吁日报》创刊至被封,仅存47天。
《天铎报》（1910～1913）
《天铎报》于清宣统二年二月初一（1910年3月11日）创刊,创办人为浙路总理汤寿潜。办报目的是企图以舆论作后盾，与清廷实行铁路国有化的计划相抗衡。《天铎报》由慈溪陈训正（屺怀）任社长，应春申任经理。报道内容侧重商情。创办一年后，同盟会会员李怀霜、戴天仇（季陶）等先后参加该报工作，舆论逐渐倾向激烈。翌年六月（1911年7月），该报由陈正澜接办，因言论激烈，主笔戴天仇遭清府通缉，辛亥武昌起义时，社长陈训正的堂弟陈训思以“布雷”笔名撰写《谈鄂》十篇，连续在《天铎报》刊登，“为民军张目”。陈布雷因此声誉鹊起，闻名上海报坛。
民国初期，《天铎报》由张客公主持编务，主笔俞语霜、李怀霜、邹亚云、陈畏垒、周桂笙、柳亚子等，因李怀霜是中国社会党的主要负责人，《天铎报》一度成为中国社会党在上海的机关报。但该报始终坚持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立场,积极支持反袁武装起义，5月29日上海起义军攻打制造局战事失败，《天铎报》被袁世凯下令禁止发行，该报停刊。
《民立报》（1910～1913）
《民立报》于清宣统二年九月初九（1910年10月11日）创刊，是继《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之后的又一日报，日出三大张，社长仍是于右任。他在重阳节创刊，以示此报“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宣统三年春，宋教仁由日返国，担任主笔，并与谭人凤等筹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撰稿人和经理人员还有范光启、景耀月、徐天复、吕志伊、马君武、章士钊、叶楚伧、邵力子、陈其美等。报纸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五大部分。
《民吁日报》被查封后，因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于右任便在江浙企业界人士的支持下，另筹资金，创立《民立报》。
民呼、民吁，民立三报因报头直立，又同为于右任一人创办，反清言论坚决，故有“竖三民”之称。
《民立报》初创时、吸取《民呼日报》、《民吁日报》被封的教训，宣布办报宗旨时含蓄地说是“唤起国民责任心”、“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实际上是依然宣传民主革命。宋教仁来沪后，该报革命色彩更趋浓厚。当时正值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民立报》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一个宣传阵地。翌年六月初六（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领导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民立报》成为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民立报》首先报道，以头号字体刊出有关起义的专电。此后，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不断发表社论、短评，热情歌颂革命，辛辣讥讽清政府腐败无能，濒临崩溃。
同年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着，沪军都督府成立，《民立报》又鼓吹攻打南京，进行北伐，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革命文献，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一家革命报纸。
民国初期，讨袁军事失败,《民立报》发行被禁，于民国元年（1912年）9月4日被迫宣布停刊，共出1036号。
《时事新报》（1911～1949）
《时事新报》于清宣统三年四月二十日（1911年5月18日）创刊，是由《时事报》售与黄溯初、张公度、张东荪等人后改名的，汪诒年任经理，主笔汪剑秋。日出对开4大张。辛亥革命时，为了加快消息报道，曾一度发行《时事新报》午报，另起号数。
辛亥革命前，该报与梁启超等有密切联系。民国成立后，由共和党接办，后来成为进步党的喉舌。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机关报。进步党原受袁世凯利用，与国民党相对抗。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反对帝制，在《时事新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首先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成为激烈反袁的报纸。旋即被袁政府下令取消邮局挂号，不准运销外埠；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解除邮禁。此后《时事新报》对于北洋军阀的统治虽有反对言论，但态度已趋缓和。
该报20年代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十分突出。主要有：（1）民国9年（1920年）11月，与北京《晨报》共同刊登启事，加强国际新闻采访，公布派往欧美各国特派员名单，并附列特约通讯员名单。其中包括十月革命后中国派往苏俄的第一批记者瞿秋白、俞澹庐、李续忠等。（2）民国9年（1920年）首先设置本埠专任记者，消除了过去雇用访员垄断新闻的弊端，为新闻竞争开拓道路。（3）在分栏方面，该报将每版改成8栏和12栏，后为中国多数报纸所沿用。（4）在创设专版方面，于民国2年将分散各版的教育新闻，集中编为《教育界》专版,民国10年又出经济专版和国际版,并首先采用简明标题。民国7年（1918年）3月，创办副刊《学灯》，以介绍学术、讨论理想、传播文化知识为主。最初为周刊，曾改为日刊。由于内容丰富，思想清新，对青年有很大吸引力。在新文化运动中，该报副刊又有《报余》（后改名《青光》）,专刊有《文学旬刊》（为文学研究会刊物，郑振辉等主编）,《艺术旬刊》（艺术学会主编），《鉴赏周刊》（郑振铎主编）,《社会主义研究》旬刊,《工商之友》（柯一岑主编）等。
民国16年（1927年）8月，该报因经费拮据，出盘给张竹平（张当时仍任《申报》经理，民国19年（1930年）脱离）经营的“合记公司”，总经理为张竹平（后为汪英宾），经理熊少豪。总主笔一度为陈布雷，后为潘公弼，总编辑朱应鹏。副刊以《青光》为主，仍保持其文艺性与趣味性。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该报曾特辟《社会服务栏》，为因战火而流离失所者介绍职业，帮助走散的家人重新团聚，并劝募慰劳捐款，鼓舞抗战士气，发行量大增。民国21年（1932年）7月起，增辟“本埠增刊”，内容为戏曲、电影及无线电广播等。当时该报发行，通常为外埠3大张，本埠加“增刊”1张。后来又将本埠增刊改名为“本埠附刊新上海版”。
九一八事变后，该报曾以整版篇幅设置言论专版。尽管政治态度有时摇摆，但总体上表现了爱国立场，当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南京竭力封锁消息，该报则有所报道。国民党当局借故予以停止邮寄处分，使该报营业受到打击。民国24年（1935年）秋，张竹平在政治压力下，被迫将包括该报和《大陆报》、《大晚报》、申时通讯社的“四社”出售给孔祥熙，于是《时事新报》成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机关报。国民党政府规定，该报为“公告财政”的报纸。总经理初为魏道明，不久改为崔唯吾（原任总主笔）。主要副刊《青光》主编为朱曼华，曾经由进步人士与之联系，《青光》每星期一次刊出《每周文学》（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后来《青光》主编改由黄天鹏接替，附属于《青光》的《每周文学》停刊。
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该报曾增出午刊，号数另起。民国26年（1937年）11月十九路军西撤，上海沦陷,《时事新报》于同年11月26日在沪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事新报》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27日在上海复刊，日出对开一大张至一张半。黄金城任总经理。翌年上半年，徐怀沙任总编辑，马季良（唐纳）任主笔，报纸倾向进步，销数颇有起色。不久二人离去。后来黄金城亦离职，改由胡鄂公为发行人，梁子英任经理，因经营不善，发行量下降，于民国36年（1947年）3月起改为晚刊。以后每况愈下，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光复报》（1911～?）
《光复报》于清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1911年11月4日）（即上海光复后第二天）创刊。
该报为午刊，楷书石印，毛边纸长方形8开，日出单面一张。内容分要闻、急电、译电、报余等栏目。其《发刊词》称：“本报为记载我汉族与满族之战事而作也”，“今日之上海岂夫攘夺他人之土地哉，收拾我旧山河耳。此即光复之谓也。”该报从创刊号开始，连续刊载长篇通讯《上海光复记》，按日报道上海光复情况。
主编及停刊时间不详，共见七号。
作者：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上海新闻志》 编辑：新闻人                                 转贴

« 上一篇： 晚清时期报纸（1861～1912）· 综合性报纸 （三）

巨型“蛋糕报”亮相哈尔滨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