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报纸（1861～1912）· 综合性报纸 （二） 

《新报》连续出版了6年，清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派邵友濂接任上海道台，当时中法战争在即，为避免出现意外的“舆论麻烦”，下令停办《新报》。
《字林沪报》（1882～1899）
《字林沪报》创办于清光绪八年四月初二（1882年5月18日）,日刊。总主笔由《字林西报》总主笔巴尔福兼任，另聘戴谱生、蔡尔康为华人主笔。
该报创办初期名为《沪报》,报名直书，逢星期日休刊。采用国产的毛边纸单面印刷，报纸篇幅较当时出版的《申报》略大。正文用四号字体，广告为五号字体；两页中的中缝较宽，便于折叠装订，同年8月更名为《字林沪报》,报名横排。
该报版面编排清秀，十分注重国际新闻报道。创刊时适逢中法战争爆发,由于该报有《字林西报》作后盾，消息来源广泛、迅速，经翻译处理后，稿件观点鲜明，刊登时间均比上海一般报馆要早几天,比素以报道迅速见长的《申报》新闻也要早一天。该报还采取扩大版面，取消星期日休刊等改革，一度成为当时上海与《申报》竞争最剧烈的一家商业报纸。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一般国际新闻不为读者注意，该报利用外文稿的优势日益见弱，相反，《申报》不断采用电报传递消息等手段进行重大新闻的报道，使得该报相形见绌。
在与《申报》竞争中，主笔蔡尔康采用贿赂《申报》排字房工人和买通电报局电报生，盗取《申报》电讯稿等手法，以此与《申报》抗衡，在读者中造成极坏影响，声誉大跌，同时也遭《申报》和其他报馆同业的非议。
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起，蔡尔康考虑新闻报道已无法与《申报》竞争，遂将报纸重点转至非新闻性方面，全力编纂副刊《玉琯镌新》，光绪十三年（1887年），该报增出《花团锦簇楼诗稿》一页，随报赠送。该诗稿编排成线装书版式,便于读者装订成册收藏。光绪十四年五月（1888年6月）又增出《词林画报》（周刊）。这些改革使《字林沪报》重新获得不少读者。《花团锦簇楼诗稿》共出版了4年半时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蔡尔康离开《字林沪报》后停刊。《词林画报》（周刊）仅出5期。
蔡尔康主持《字林沪报》共8年，后由姚湘（文藻）任华人主笔（一说为外人兰荪任主笔），以后《字林沪报》经营每况愈下，几乎每年都易换经营者或主笔，先后有黄晓秋、张久余等人主持笔政，但他们在报界名声极坏，有的借新闻报道敲诈勒索；有的吸毒成瘾被人控告，报馆声望一落千丈。勉强支撑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让给日本在上海开设的东亚同文书会。
《新闻报》（1893～1949）
《新闻报》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共同组织公司经营，以英国人丹福士为总董，斐礼思为总理，中国人张叔和为主要出资创办人，蔡尔康为主笔。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股权为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购得，聘汪汉溪为总经理，汪去世后由其子汪伯奇继任。金煦生、李浩然等相继任总编辑。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组为有限公司，称美国公司。福开森任总董，朱葆三、何丹书、苏宝森等为华人董事。民国5年（1916年）因慑于风起云涌的抵制美货运动,改在香港注册,改称英国公司。报纸标榜“无党无偏”、“经济独立”,实际上反对义和团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该报逐渐改革报纸内容,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工商界为主要读者对象。为有充足的经济信息来源，除设专职记者采访外，还在各行各业聘请通讯员，在会审公廨、捕房等处聘请特别报事员，在北京设常驻记者，国内各大城市均建立通讯网；在各国首都也聘请了访事人员，随时向报馆提供信息或直接供稿。报纸还逐日介绍商情、商场动态,经济信息灵通，为工商界所重视。报纸也兼及时事、社会新闻和市民生活的报道。所办副刊《庄谐丛录》，创刊于清末，民国3年（1914年）改名《快活林》，由严独鹤主编，注重趣味性、知识性、通俗性，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
该报创刊后十分注重经营管理，实行报纸企业化，并进口双层轮转印刷机，采用卷筒纸印报，提高报纸质量和印报速度，又自置无线电台，收录电讯稿。为扩大发行，该报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馆、分销处500余所，报纸发行量最高达日销15万份，成为全国第一家突破10万份以上的报纸。民国18年（1929年）福开森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史量才，报纸产权逐步完全转为中国人所有,但也引起《新闻报》原来一些股东与史量才之间的股权风波。
八一三战事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后,该报首先接受日方新闻检查,不再刊登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任何报道，由此失去读者，发行量一落千丈。十个月后，新闻报馆以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名义出版《新闻报》，原企求以“洋旗报”身份避免日本军方新闻检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当天日本海军即接管《新闻报》。未及一年，日本陆军又强行接管该报。《新闻报》二次遭劫，媚外求安全的幻想破灭，不仅为中国人民所鄙视,报馆财产也被日本军方所控制,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1941年,日本海军部派吴蕴斋任报馆董事长,李思浩任社长，程仲权任编辑主任。
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以《新闻报》在上海沦陷期间为日伪服务，进行接管，任命钱新之为董事长，程沧波为社长，赵敏恒为总编辑、詹文浒为总经理。拟定了《改组〈申报〉、〈新闻报〉办法》，使国民党在该报的股权占51％，达到全面控制该报目的，从而使原先民营性质的《新闻报》成为“未挂国民党党报招牌的党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报纸停刊。
《圣教新报》（上海口音）（1895～）
《圣教新报（上海口音）》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1895年9月12日）,何人创办不详,为上海基督教新教的报纸。以单张的形式发行,每周出一号,每逢星期四出版。除每周出一号外，每月还增出一附张，无刊头，随报附送。按阳历年每年是52周多一天，故该报每年以52号为一段落，第二年重新从第一号开始。该报为4开张（左右两版四栏），油光纸单面印。出附张是因“长的事体登勿落，送拉看客，报印价钱勿要个”。
该报由美华书馆编印。美华书馆为美国北长老会所经营。刊登的文章，全用上海方言写成，以增强对上海普通市民阅读该报的吸引力,刊头注明“上海口音”4个字。刊发内容，主要是教会的消息，还有介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文章，以及社会论述、文艺性质的连载作品。该报对美术设计较为讲究，插图为铜版的人物画。刊发的文章使用标点符号，类似今日的逗号、句号。
该报何时停刊不详。今见的最后一号是出版到第五年的第二十三号，即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九（1900年2月8日）。
《强学报》（1896）
《强学报》是强学会会刊。册报。其《章程》中称，刊印报纸为上海强学会“最要者四事”之一。康有为也自称“急欲办报”。旋因康有为为母寿回里，电调门人徐勤、何树龄由粤来沪办报。徐、何二人于十一月前到达上海，该报随即出版发行。
该报创刊号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出版，纪元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刊头右栏注明“上海强学书局跑马场（今南京西路）西首王家沙第一号”，即上海强学会会址。创刊号共8页，铅字排印，竹纸印刷，装订成册，派送赠阅，并不收费。首载《本局告白》云：“现当开创之始，专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派送各处，不取分文，一月以后，乃收报费。”
《强学报》共出二号,为中国最早政论报纸,宣传维新变法,为清廷所不容。
该报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除刊载《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外，又载《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和《开设报馆议》两文，宣传开设学会和创办报纸的重要性，并谓设立报馆，其利有六：“一、士大夫可通中外之故，识见广，人才日练，是曰广人才；二、公卿耳目渐广，兵事敌情渐熟，办事立约，不至大误，是曰保疆土；三、变法当顺人心，人人以为然，则令若流水，是曰助变法；四、士夫终日从公，余则酬酢，绝无暇日读书，有报则每日一张，各学皆有，日日增长，是曰增学问；五、吏史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六、小民疾苦，纤总皆知，是曰达民隐。有此六利，急应举行。”
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1896年1月17日），御史杨崇伊奏参强学会“植党营私”，北京、上海两地强学会相继被封闭，《强学报》仅发行5天,出版二期即遭查禁。
《指南报》（1896～1897）
《指南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1896年6月6日）。创办人张芷韻,主编李宝嘉（伯元）。初期自办发行,后由文汇西报馆代发。该报为日刊,版式仿《申报》,版面呈方形。报头置正版上方中央，楷体；报头两端刊有报馆告白、价目表与中西年历对照日期。李宝嘉在创刊号《谨献报忱》中声明：该报是在“熟谙体例之西商指点”下创办的，其宗旨有六：“采万国之精彩”，“扩朝廷之闻见”，“扩官场之耳目”，“开商民之利路”，“寄环海之文墨，以文会友”，“寓斯民之风化”。
该报将论文排在首篇，后接国内外时事新闻和社会新闻，末附“京报选录”或诗词。商业广告占全报三分之二，常印于正版前半部分，或第四版后。论文渠道来源有三：一由报馆人员撰写；二是转引他报重要论文，据所见材料粗略统计，转引的中外报纸有《维新日报》、《中外新报》、《星报》、《循环日报》、《越南同文日报》、《叻报》、《日本国民之友报》等；三是选登读者来稿。论文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1）综论中外大事，提出救国良方。其中有强烈要求变革现实政治的《论中国难更改政治》、《论中西强弱不同之故》；有竭力主张加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的《海防撮要论》、《论筹防》；有剖析西方各国国情的《日本工业渐盛论》、《论日本及美洲西部商务情形》等。（2）针砭时弊，揭露官场腐败，如《论近世官权之外重内轻》、《论考官舞弊数见不鲜》等。（3）记录社会风情,抨击旧风陋俗,其议论范围涉及赌博、服饰、缠足、饮食、礼仪、观剧、婚丧嫁娶等各方面,如《论盂兰盆会之无益》、《论近今男女服饰之异》等。（4）倡导西学教育，主张传播西学，较重要的有《译西书以知敌情论》、《策试西学说》等。
该报登载的新闻面广多样，上至国内外大事、官宦重臣活动，下至县衙、租界、捕房消息，天文地理、风俗人情、优伶僧尼、娼妓流氓、盗贼赌徒各种题材，无不包容。报道的侧重点，初、中期以重大时事为主，后期社会新闻逐渐增多，尤其是常用吸引人的文学色彩词语，拟作新闻标题，如:“大星忽殒”（报道山东巡抚李隶衡逝世）、“雷峰夕照”（指杭州地名）。此外，在头版地位刊登全国各地乡试试题，设立指南报英文夜馆，聘请慕愚主人任教习,广招学生进行英语培训；多次登出征文启事，希望“大雅诸公寄来诗词歌赋”，以便引起骚人墨客兴趣，扩大报纸影响。先后在该报发表作品的有章太炎、李根源和署名仓山旧主、全为鹤主、翠微女史的一些文人。
该报停刊时间不详。今见资料的最后一期系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1897年9月24日）出版。
《苏报》（1896～1903）
《苏报》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1895年6月25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胡璋（铁梅），以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名义，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该报转卖给清朝退职官吏陈范。陈范本来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当时适遇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该报首先报道，旋设《学界风潮》专栏，不仅刊登江浙学潮消息，而且还揭露当时一些官府和教会学堂的腐败黑暗。于是报纸“身价大起”，引起当时社会广大知识界的共鸣。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1903年6月1日），章士钊任总主编，对报纸进行改革，宣称：“本报发行之旨趣，谅为阅报诸君所谬许，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扬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读者之神经”。该报在新书介绍中，刊登邹容《革命军》广告，介绍《革命军》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等，约2万言。章炳麟（太炎）为之序，认为该书“主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读之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
同年闰五月初五，《苏报》刊登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斥康有为“只可行宪不可行革命”的论调，并以轻蔑口吻骂光绪皇帝是“载恬小丑，未辨菽麦”，说他与慈禧没有区别,都是“汉族的公仇”。此文登载之次日“苏报案”发生。
《苏报》宣传革命，特别是邹容《革命军》和章炳麟驳康有为政见书,公开主张以革命手段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在当时影响很大。《苏报》对清政府开展评论，并号召共和，清政府以高压手段加以镇压。《苏报》刊登邹、章两人文章仅隔一月，上海道台袁树勋商请美总领事，“会同各领事签押，工部局即允协拿”。对中外反动派的阴谋，爱国学社事先曾有风闻,密劝章、邹避躲,但章炳麟坚留不走，毅然就逮。次日,邹容亦自动投案。章、邹等被捕后，《苏报》照常出版。章在狱中继续撰文,示不屈服。清朝官府以《苏报》“悍谬横肆，为患非小”，特嘱美国领事福开森“切商各领事，务将该报馆立即封闭”。袁树勋又亲访美英领事，密谋镇压。在中外反动派的勾结下，《苏报》被封。
清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由租界当局和清政府共同宣布：“章炳麟判刑三年，邹容判刑二年，罚作苦工,限期释放，驱逐出境”。邹积愤成疾，在离监禁期满前两个月死于狱中；章则于三年期满出狱后即东渡日本,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民报》。
《苏报》出版共7年零11日,发行2513号。
《时务报》（1896～1898）
《时务报》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旬刊，册报。创办人为汪康年、黄遵宪和梁启超。馆址设福州路福建路口，每册32页，约三万字，连史纸石印。内容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另附各地学规、章程等。创办初期由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任撰述（主笔），英文翻译张坤德,法文翻译郭家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理事黄春芳（兼印刷暨银钱业务）。
《时务报》在中国新闻史上起着积极作用。首先是该报极力宣传变法维新，是一张政论报，但不属清廷或其他官办的机关报，而是由一些志同道合、要求维新变法的人士创办的同人报。该报自创刊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1898年8月7日）停刊，共出69期。梁启超在卷首每期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数千字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特别是总题为《变法通议》的长篇论著，连载21期，时间长达一年零三月，强烈要求变法维新自强，认为不变法就要亡国、亡种，这在舆论闭塞的清末时期，起到促人猛醒的作用。梁启超还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撰写《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列述西方强国报业的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梁启超大声疾呼：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西方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施，不能喻之于民，下有所思苦，不能告之于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无耳目、无喉舌，是为废疾”。他认为要除废疾，助耳目喉舌，就必须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
《时务报》不仅介绍一般的国外信息，而且着重介绍西方各国对中国事务的议论，如《论东方时势》，《论太平洋大势》、《美国领事论中国厘金弊病》、《挟制中国修理北河论》等，这些议论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中较少见到，起到国人扩大视野、了解西方的目的。该报翻译的报纸面极广，涉及英、法、日、俄、西班牙等国报刊。
《时务报》的经营管理在当时众多报刊中也十分突出。经理汪康年利用自己早年在官场的社会关系，在鄂、湘，京、鲁和苏州、镇江以及各埠通商的电报局、矿务局、官书局、书院、漕河船帮，广泛组织发行点。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特地发了《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扎》，给予支持。形成中国报业史上除商办报刊、教会报刊以外的第三个全国范围报刊网络，使得该报发行量从创刊初期的4000份，一年后增加12000份,最高时达17000份。由于读者要求补订早期《时务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该报将前30期缩印成合订本出版,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再版缩印本的报纸。
但是，《时务报》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在短短的二年时间中．该报经历了一个由兴旺到内耗，最后衰败的过程。创刊初期,汪康年与黄遵宪在报馆成立董事会问题上发生矛盾；接着报馆内的康有为的弟子（粤广籍人）与新任主笔章炳麟（太炎，浙江籍人）产生矛盾，引起康门弟子欲殴打章炳麟，章愤而辞职。以后汪康年与康门弟子在刊登大东译书局（康有为擘划，康门弟子主持）的告白事宜上发生冲突，使得报馆内部矛盾不断发生，报纸质量一落千丈，汪康年无意续办《时务报》,遂与曾广铨（曾国藩次孙）、堂弟汪大钧筹办《时务日报》，经费收支与《时务报》分开。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上奏，称该报“尽亏巨款，报日零落”，要求把《时务报》改为官报。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1898年7月26日）,光绪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时务报》出至第六十九期停刊。
对《时务报》的内耗造成报纸的停刊，当时舆论界颇多訾议，天津《国闻报》发表论著称：“新党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散，亦始于《时务报》”。
《集成报》（1897～1902）
《集成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五（1897年5月6日）创刊,旬刊，册报。逢五出版，连史纸石印，每册30页。由陈念萱倡办，是“以采录中外各报为主”的文摘报纸，创刊号上除刊登报馆章程、叙言和上谕、奏折以外，都是报摘。第二号起增添了论著，第三号起报摘内容分为政事、军事、矿事、农事、商事、工事、杂事和各国各类电讯。第7号起又增译论节要，即在摘录各报消息的同时，也摘录各报所译载的外文报刊的言论,栏目也改为军政、学校、商务、农桑、创造、交涉、杂事等。第十三号起又增添日文和法文报摘，四期后又中辍。
编者情况不详。由于该报与苏学会关系较深，苏学会成立宣言，在《集成报》首先发表，后来又全文刊载了《苏学会试行章程》。包括报摘、译论在内，编者的选择眼光，特别注意“采访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夏京都维新变法高潮期间，上海各报较少有完整的反映，而《集成报》则连续刊出了严复《拟上万言书稿》和戊戌会试举人麦孟华等呈请都察院代奏折、浙江会试举人联名呈请代奏折、康有为译成《俄主彼得变政记》呈请代奏折等。其中《京都保国会章程》一文，为当时上海所有华文报刊拒登，而《集成报》全文刊登。该报成了上海报界最坚定的戊戌变法支持者。
该报何时停刊不详。现存报纸中辍于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5日）出版的第三十四册。停刊原因不明。
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1901年5月8日），上海又出现铅印《集成报》，该报仍为册报，署“上海英商集成报馆刊”,代理人为吕塞尔。刊号另起。第十八期后，就不再标出“英商代办”。该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油光纸铅印、装订成册，旬刊。发行的声势很大，在上海有4个经售批发处，10余个售报处；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30多个城市有售报处。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念萱所办的石印本《集成报》一样，也属文摘类报纸,但摘录和翻译的范围更广泛。消息来源除中外报刊、中外电讯以外，还刊出记者采访的稿件和各地来信,不仅摘消息，还有各报评论摘要。各种材料分别门类，集中编排，第一期分政治、仕宦、时事、文学、武备、商务、各国要事、本埠近事、杂志、译报等10多类，后因“阅者嫌门类太多，有用的内容太少”，第三期后归并为时事、商务、译报、杂志4类。
铅印本《集成报》出版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己宣布实行“新政”，该报既反对共和，又反对立宪，认为中国之大患并不是封建制度的腐朽，而是人心之败坏。该报连篇累牍地刊出《时务条陈》、《上皇帝书》和各封疆大臣筹议变法的奏折，鼓吹“清议为强国之本”，要老百姓多议论少行动。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年底，清政府决定“变通科举事宜”，该报从第三十三期（壬寅年第五号）起，增辟《试艺萃新》等栏，陆续刊出青浦青溪书院、上海县试、江阴南菁书院、青浦孝兼院、上海蕊珠书院、上海敬业书院、三林书院等各种试艺，与官方部署配合默契。
该报铅印本何人主持，何时停刊均不详。现存最后一册为第四十九期（壬寅年第二十一号），于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八（1902年9月9日）出版，但有几篇稿件未曾刊完。
《富强报》（1897～?）
《富强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1897年5月22日）创刊，5日刊。册报。休宁程（甘园）主编，该报注意译载“西报所登讲求中外利权之处”的材料，同时也登载有关于富强者的“朝廷诏谕以及大小臣章奏条陈”，刊出鼓吹变法维新的论说。但声称“凡訾议朝政，矫枉过甚，如近人改正朔、易服色，三始六罪诸说，在所必摒，将以广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还声称“巷议街谈，猥鄙琐屑，无裨时书者，悉予删汰。”
该报编排次序一般是首载论说，然后是“上谕恭录”,接着是该报自译的中外新闻，最后为奏疏，文牍等。此外，还经常刊登对于某些论说或文牍的“书后”，即读后感。
该报现存15册，刊期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六、七三个月。何时停刊不详，一说戊戌政变时停刊。
该报刊出的译文，有为《集成报》所摘载的。主编程　曾在上海主持经济书局，后为袁世凯延入军幕、任职于北洋新军。
《农学报》（1897～1906）
《农学报》原名《农学》，又自称《农会报》，为农学会（务农会）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1897年5月25日）所创办的机关报纸。册报。第十五册起才固定报名为《农学报》。第十八册以前为半月刊，翌年第十九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起改为旬刊，线装连史纸石印。九月曾一度声言出让给日本人香月梅经办，十月中旬出版的第五十册卷首刊出奏折录要《两江总督请准设农商学会报奏》,以后就在《农学报》封面上标明“农学会遵旨刊行”字样。《农学报》连续出版了近9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十二月才停刊，共发行三百十五册,为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也是戊戌期间发行的报刊中寿命最长的一家。
《农学报》所刊内容,并不限于农业知识，而是藉此结集团体，推动农业经济变革。《农学报》创刊号起，就连载了《英伦奉旨设立务农会章程》和徐树兰、张謇、马相伯、朱祖荣、叶瀚、陈虬等执笔的关于如何在中国组织农会的讨论。在“条陈录要”中刊出的很多建议，就有请开北方利源总公司，筹办海门荒滩，组织自来水灌田公司，创设湖中水利公司，建立农工商矿各学堂，创办酿酒公司等,反映从农业着手，改良经济、经营方式要求的材料，后来还曾连载过罗振玉编撰的《日本农政维新记》。农业科技知识，多译自日本，但也有译自西欧各国的。后期的《农学报》中，还曾连续辑刊了我国的古农书，这在当时都很受维新思想人士的欢迎。
务农学会的创办和《农学报》的发刊，都曾得到《时务报》的支持和协助。农学会通过汪康年与梁启超的联络，得到了张之洞助银五百元。梁启超还为《农学报》撰序，提前在澳门《知新报》发表。《时务报》馆也一直为其积极推广，有时还联名刊登广告。
《新学报》（1897～1898）
《新学报》为新学会所办学报，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十（1897年8月7日）创刊,册报。半月刊，连史纸石印，每册约24页。
该报着重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内容分算学、政学、医学、博物4科，连续刊出了《学校新章》、《陆军新书·城郭篇》和《万国律例撮要序》等，都是提倡新政。它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宗旨，也在于“苟非兴学、民不能立；苟乏人才，国无自立”。
该报所刊自然科学知识有个显著的特点,材料多出自中国学者自己研究的心得,翻译国外的较少。特别是算学，还刊出《算学浅题》以征答，以后又刊出《算学会课艺》等，这些在当时都是新的尝试。为了保护学术成果，第二册上还特意刊出了《苏松太道宪禁止翻刻新学会印行各项（新学报）告示》。第六册起，还开始刊出包括大清都城、万里长城、小姑山等名胜图等内容。
该报总撰述为叶耀元（子成，别署味道馆主、水镜天仙），是当时著名的算学家，著有《中西算学大成》等书，天南遁叟王韬的及门弟子。《新学报》因经费短绌,第五册以后就脱期，而第七册竟与第六册相距一年多时间才出版，以后就未见续出。该报停办后,叶耀元应聘入《蒙学报》报馆，担任算学撰述和强国总撰述。
《实学报》（1897～1898）
《实学报》，旬刊，册报。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897年8月22日）创刊，石印线装。总理为王仁俊（轮臣），总撰述为章炳麟（太炎）。章炳麟在《实学报》的时间不长,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97年10月6日）该报第五册以后，已不再有章炳麟的作品，而在此时创刊的《译书公会报》又宣布章炳麟为其总主笔。章炳麟在《实学报》上发表了《实学报叙》和后来收入《章氏丛书·訄书》的《儒道》、《儒兵》、《儒法》、《儒星》等作品，还有后来又收入全书的《后圣》、《异术》、《重设海军议》等文章。
该报创刊宣言云:“本报之设,以讲求学问,考核名实为主义,博求通议,广译各报,内以上承三圣之谕,外以周知四海之为,故名《实学报》。”实际上注意力却在批驳同时的《时务报》,特别是王仁俊所撰的《实学评议》，内有《民主驳议》、《改制辟谬》等，虽说“诚不敢阻挠新政，墨守古法”，但反对康梁改制的学说，后来都被《申报》的黄协埙辑入《增广翼教丛编》一书。
《实学报》以“实学”为名，所载的“实学”即新知识，都译自英、法、日等国外文报刊，也刊登一些国内学者的自然科学研究心得，如长洲王寿锴的《流倍数衍》、元和范晔的《勾股拾送》和《四元演代》等，但内容过时，文笔古奥,不易为人理解。
《实学报》何时停刊不详。目前所见的最后一期为第十四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98年1月3日）出版，文中有“待续”字样。
《萃报》（1897～?）
《萃报》是文摘报，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897年8月22日）创刊。册报。连史纸石印，每册30页。发刊前梁启超即在《时务报》上发表《萃报叙》，予以推荐。该报摘录报纸的面不及《集成报》广，但因分省分国编排，可以迅速知道某省（或某国）发生何事，是该报的一大特色。该报为周刊，出版周期也比《集成报》（旬报）稍短。第九册起至第二十册，连续刊出《上海英工部局章程》,以及《上海英工部局浦江泊船章程》、《南洋公学章程》、《上海英工部局换马房执照新章示》、《上海女学堂试办略章》、《上海县南市马路余地租价章程示》,以及《上海英工部局创设垃圾桶示》、《上海英工部局牛乳棚执照示》等官方文书材料。该报馆撰述的《光绪以来洋关岁钞岁入表》等,有一定价值。
《萃报》在上海出版了2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1897年12月24日）主笔朱克柔（强甫）应聘为张之洞幕僚，委办湖北《商务报》。该报曾一度停刊，不久复刊，又出了几期，现在可见的为第二十一到二十四册，但已不是周刊，而为半月一册。何时停刊不详。
《求是报》（1897～?）
《求是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1897年9月7日）创刊，册报。由曾任署台湾布政司使的陈季同（敬如）与其弟陈寿彭（逸如）创办。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以后，陈季同寓居沪上。陈氏昆仲聘陈衍（石遗）任主编。三人都是福建籍人士。《章程告白》称：“本报不著论议，以符实事求是之意。报首恭刊上谕，其次分为内外编。内编之目三：曰交涉类编，曰时事类编，曰附录。外编之目五：曰西报译编，曰西国新译，曰制造类编，曰格致类编，曰泰西裨编。倘一期不及齐出，下期补刊。末附路透电音。”陈季同是卸职官员，曾历任驻西欧外交官员，精通英、德、意、拉丁诸文，是当时上海创办报刊的人士中亲自到过海外，熟悉西方世界的人，因此他的译著特别多，曾翻译《拿布伦国律》、《拿布伦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还翻译了长篇连载（法）贾雨的《卓舒及马格列小说》。他还积极倡议设戒烟公会，并进行办女学堂等活动。
该报特别注意新闻学理论的阐述，发表的《法兰西报馆律》是中国最早传播的完整的“新闻法”材料。主编陈衍也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宜洋文报馆》、《论报馆最有益于学习》等论文。该报还连载了《日本维新记闻》，并刊登《请以定策迁都诏示中外疏》,表明了支持变法图强的态度。而第二册所载工程局工程司法国人禄邵（cnolof）所撰《拟造浦东铁桥图说》,则是关于上海最早建造黄浦江过江大桥的设计者。

  该报竹纸线装，每册30页。何时停刊不详。现今所见最后一期为第十二册，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1898年3月7日）出版。陈季同后去南京，主持金陵官报，陈寿彭则入《农学报》为英文翻译。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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