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报纸（1861～1912）· 综合性报纸 （一） 

第一节 综合性报纸

《上海新报》（1861～1872）
《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创刊于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61年11月19日），由北华捷报馆创办，字林洋行发行,是上海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中文报纸。历任主编先后为美国传教士詹美生、华美德、英国牧师傅兰雅和最后一任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这是一家商业性报纸，其《本报谨启》称：“因上海地方五方杂处，各商贾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出版报纸的目的，“贵乎信息流通”，“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及架买空盘之误”。它将各种商业信息的传播放在首位。
该报除转载租界工部局的公告和会审公廨判决书外，每期均用一个版面报道和转载国内要闻，创刊初期连续报道苏州、天京（南京）和上海附近城乡有关太平天国的消息和传闻，尤重李秀成部的活动状况。
该报创刊初期为周报，翌年四月改为每周三期,逢星期二、四、六各出版一次。同治七年正月初八（1868年2月1日）傅兰雅主编该报时，对版面作了重大改革，固定出版4开4版的版面，第一、三、四版为商务公告，内容有土地房产的买卖和租赁；商品的运输和拍卖，洋行的设置和保险经营，船期表、股份行情表及商品价格表，同时刊登推销火轮船、种麦轮器和家用器具等科学成果的业务广告，内河外河交通时刻表与有关船舶租卖事宜。新闻报道集中刊载在第二版上。
该报不注重时事评论，创刊初期虽曾发表过王韬撰写的少数政论,但未见其他重要言论。发行量很少,据史料称从未超过400份。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72年4月30日）上海《申报》创刊,《上海新报》虽与《申报》进行剧烈竞争,但无论是报道内容、经营管理或新闻报道速度,都难与《申报》相匹敌,经过8个月的较量,《上海新报》终告失败,于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1873年1月18日）宣告停刊。
《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1868～1907）
《中国教会新报》（The News of Churches）创办于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1868年9月5日），由《中华新报》主笔、英国传教士林乐知出资创办，创办初期目的只为传教。年出50本，聘请两名“秉笔华士”作助手。
该报为册报,每期4张,共8页,约7000字,印《圣经》图画。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刊登与教会有关宣传文字；另一部分是评论教会之外的社会事件。撰稿者最初规定必须是教会人士,偶尔也刊登一些华人所作竹枝词之类非宗教性作品,曾遭到一些教会人士非议。但林乐知考虑到扩大报纸的宣传效果,该报出版后的第二年,把基督教义与中国儒学经典释义对照,并以中国《礼记》与基督教“圣训”对比,以此证明基督教与中国儒学“有相通,无相背”,两者是“中西同源”、“万国一本”。
该报在创办的第三年开始，报纸内容开始涉及中国时政，刊登新闻材料增多。清同治十年二月（1871年3月）林乐知辞去《中华新报》主笔,集中精力办《中国教会新报》。从第一二四期起，刊登《京报》上谕和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札记，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第二〇二期起，该报内容分“政事、教事、中外、杂事、格致”五类,教会内容仅占报纸五分之一,成为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家走出教会圈子的华文报纸。
《中国教会新报》发行至第六年三〇〇期时，由于所刊载的内容已不适用原报名，林乐知遂于清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874年9月5日）,第三〇一期起改名为《万国公报》，从而摆脱宗教报纸的轨道。
《万国公报》是以时事报道为主的综合性报纸，改名后为周刊,10余页。在每一期的扉页上，印一行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该报出版至清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883年7月28日）第七五〇卷，因经费困难停刊。
这一阶段的《万国公报》，主要内容为国内外新闻，按国别分栏编排。此外，每期刊有文章四、五篇，如长篇连载（英）韦廉臣《格物探源》、（德）花之安《自西徂东》和中国人写的短论。卷末还附有上海、伦敦等地的货价行情和银洋市价。后期另立杂事栏，刊登《夏日保身养生法》、《戴兰芬太史十戒诗》等。
清光绪十五年正月初一（1889年1月31日）《万国公报》复刊，改为每月出版一册32页。复刊后的主编仍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但已不属林的私人财产。华人主笔为沈毓桂、蔡尔康。该报主张“中国必须变法，但变法须不存畛域之见，由洋人为导师，走西方的道路”。
《万国公报》月刊于二十世纪初改线装本为洋装书，并辟有社说、杂著、外稿、译谭、智丛、时局、要件、附录等栏目。销数也逐年增加,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行量约4000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展到5万余份,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万国公报》出版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停刊,前期周刊出了9年四五〇卷,后期月刊出了19年227册。其持续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为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所罕见。
《申报》（1872～1949）
《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原名《申江新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创刊。创办者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清同治初年（1860年）来到上海。起初，他和他的哥哥菲而特利克·美查一起从事进出口贸易，当时上海唯一的中文日报《上海新报》销路虽然不大，但刊登广告可以赚钱获利。他的买办陈莘庚建议他不妨也来办一张中文报纸。这时美查来中国已有十多年，对上海的情况己相当熟悉，也粗识中国文字。他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外文报刊已有好多家，而中文报纸只有《上海新报》一家。租界有外国人，而华人毕竟是绝大多数。美查采纳陈莘庚的建议，与他的英国朋友伍华特、普来亚和约翰·瓦基洛三人一起集资兴办，公推美查为报纸全权负责人。作为一个英国商人，在谋利的前提下，也不能不考虑华人的利益。美查明确表示：“所卖之报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持者惟华人，对国家使除其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之正道。”为此，他将报纸的笔政交付中国的主笔，聘请清朝举人蒋芷湘出任总主笔，钱昕伯、何桂笙为主笔，襄理编辑业务。又派钱昕伯去香港，向流亡海外的《循环日报》创办人王韬求教。王韬不但为《申报》撰稿，还为之出谋划策，对该报日后的发展颇多建树。
该报创办初期提倡发展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鼓吹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近代城市设施，改善上海城市环境，为进一步发展经济，中国人参与对外贸易，创造条件。该报重视商业新闻和广告，同时刊登清廷“宫门抄”、“辕门抄”、“上谕”、奏折和各省官吏任免的公报和社会新闻。19世纪80年代后期为适应不同读者要求，采用西方通讯，重视国内外大事，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发生的历次战争的报道和重大案件等新闻，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新闻和评论中，主张中国应坚守国土，反抗外来侵略，反映了清末国人反帝爱国的民族忧患意识。该报刊载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平反始末的新闻报道，轰动朝野，深入城乡，显示了近代报纸在新闻传播和舆论监督方面的巨大作用。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美查回国，报馆改组为美查股份有限公司，由董事会英国人埃皮诺脱主持经营。宣统元年（1909年），报馆股份为中国经理席裕祺购进，产权转为中国人所有。民国元年（1912年），由张謇、赵竹君、应德闳、史量才、陈冷等五人合股经营。后张謇等退出，由史量才独资经营，自任总经理。
《申报》由史量才主持后，锐意报业改革，聘请张竹平任经理兼营业部主任。张竹平重视现代报纸的经营管理，认为报纸广告不仅是商品的媒介，广告费的收入还是报费之外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求得《申报》的发展，他首先对广告经营进行改革，在经理部之下，设立以招揽广告为业务的广告推销科，向中外工商企业宣传广告对于促进商品销售的作用。当时国内还没有专业广告公司，《申报》则聘用了广告设计人员，按照商品的性质与客户的意向和要求，设计引人注目的文字说明和图案，使许多公司、工厂、商店和洋行都乐意在《申报》刊登广告，以扩大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销路。至民国4年（1915年）4月，报纸的广告版面超过了新闻、副刊的版面，业务收入也随之增加。在改革广告业务的同时，张竹平也重视报纸的发行。由于《申报》在全国各地有影响，除了发展本埠订户外，还设法扩展外埠订户，凡火车、汽车和轮船能当天到达的上海邻近地区，都通过邮局尽量当天送达，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读者能尽早看到报纸。远的地方，则通过邮局或代办处发展机关、团体、工厂、商店和个人订户，使发行量不断上升，最高时达到15万份。“申报纸”一词，在一个长时期内，几乎成为所有报纸的代名词，可见影响之大。
民国初期，《申报》已是全国性的一张大报，但报馆简陋的房屋设施没有得到改善。当盈利增加之后，史量才从长远利益考虑，决心筹款建屋。他请了上海第一流的建筑师，设计了一幢五层楼大厦，在汉口路山东路口（今汉口路309号）的一块土地上动工兴建，花了70余万两银子，终于在民国7年（1918年）建成，10月迁入新居。大楼按报纸工作流程设计建造，是一座编辑业务、营业广告和排字浇铸、照相制版及生活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现代化新闻大厦，底层还有印刷厂。这在当时的上海以至全国新闻界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大楼落成的同时，史量才向美国购置了最新式的何氏32卷筒轮转机，把它装置在新大楼的底层。这种印报机，分上下3层，同时可以印48页，两旁出报，并附有切纸机，折叠机，每小时可印4.8万份。这样，报纸在增加到5万份时，也可以应付自如。至于其他如铸字、铅版，制作铜版、锌版的设备也一一加以更新。民国10年（1921年）1月起,报纸文字编排开始采用标点符号,新闻采用逗点,评论用句点,《自由谈》等副刊文字用双句点。这样的标点符号虽然还比较简单,可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中国有近代报纸以来文字编排上的一次革新。从此读者可以顺畅地阅读报纸上的文字,大大提高了报纸的使用价值。
史量才从与国内外新闻界人士接触中，了解到现代报业的趋势是重视报纸的新闻传播，强调报纸首先是新闻纸。他看到民国后时局的变化很快，只有迅速、翔实的新闻报道才能跟得上时局的变化和发展，赢得更多的读者。史量才办报经营上的助手是经理张竹平，新闻业务上的重要助手是总主笔陈景韩。陈景韩认为现代报纸要加强新闻，对于新闻主张去芜存菁，要短而精。民国11年（1922年）5月2日《申报》刊登的一条只有6个字《溥仪昨剃辫子》的新闻，就是陈景韩新闻思想的杰作。他比喻报纸不能像伙食公司橱窗内陈列的生菜那样，而必须由名菜馆供应熟肴，并且每日应有几条新闻编写得很出色，如菜馆特别为吃客烧的，味道鲜美，以招徕读者。他主张写新闻要客观，报道要忠实，反对有闻必录，也反对“流水帐式”和起居式的写法。他归纳新闻采访写作要求：一曰确，二曰速，三曰博。这个新闻“三字经”成为当时《申报》记者编辑的守则，一时为报界的记者所仿效。
民国20年（1931年），该报成立总管理处,邀请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戈公振为正副主任,对报纸进行进一步改革。九一八事变后,该报主张抗日救亡，倾向民主进步,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内战政策,发表宋庆龄因邓演达被国民党杀害、声明“中国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重要宣言。民国21年（1932年）,为反对国民党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力主抗日救亡,连续发表三篇论《剿匪与造匪》的重要评论，激烈批评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蒋介石亲自批发禁令：“申报禁止邮递”。民国23年（1934年）11月13日，因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史量才遭到特务暗杀。
《申报·自由谈》创刊于清末，是上海报纸创办最早的综合性副刊。长期由周瘦鹃编辑，带有鸳鸯蝴蝶派气息，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时代潮流不相适应。民国21年（1932年）史量才改聘黎烈文为编辑，进行革新。设置杂文、随笔、读书笔记，短篇译文和连载小说等栏目，内容绚丽多彩，与时代脉搏紧密配合，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周扬、胡风等一大批作家参加撰稿,其中鲁迅在两年内发表的杂文就有143篇，形成了报纸杂文的全盛时代。《自由谈》成为3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副刊。
《申报》还办有《申报月刊》、《申报周刊》、《申报年鉴》，申报文化补习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等为读者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
八一三抗战后，日军占领上海，该报为抗议日方新闻检查，迁至武汉出版，并创办了《申报》香港版。民国27年（1938年）10月迁回上海，以美商名义出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申报》被日军劫持。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为国民党接收和控制。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终刊，前后发行时间长达78年。
《申报》是近现代报业改革先驱，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所刊载的稿件广泛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丰富，记载翔实，人们视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抗日战争时期的申报馆］
《西国近事》（1873～1899）
《西国近事》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创办，由江南制造总局美籍翻译金楷理口译，“秉笔华士”姚棻笔述当时各外文报刊所载最新要闻若干条，印送清廷在上海的有关官绅阅看。清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2月），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冯焌光补授上海道台，《西国近事》在他的支持下扩大了发行范围，每5天出版一期，每期约印3～500份，每月（或每季）汇编成册，名为《西国近事汇编》。第二年《新报》馆开办后,《西国近事》报已可公开订阅，成为专载新闻的报纸，类似现代的文摘报，编辑体例被康有为办的《中外纪闻》所仿效。《西国近事》及其汇编成册的期刊，以林乐知口译、蔡锡龄笔述的时间最长，达6年之久。光绪八年（1882年）后完全由中国人自译自撰，不再有外籍人士参与。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西国近事》停刊，具体日期及原因不详。
《汇报》——《彙报》（1874～1875）
《汇报》于清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1874年6月16日）在上海创刊。日刊。由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廷枢）、上海县知县叶廷眷“捐款首倡”,以官民集资入股形式创立报社，拥有资金银1万两。入股人多为广东籍，广东人邝其照（容阶）主持报务。主笔管才叔，编辑有黄子　,贾季良等，同年9月1日改名为《彙报》，期数另起，改由英文翻译葛理出面主持报务兼主笔。原主笔管才叔因意见不合去职。清光绪元年（1875年）春夏间停刊。目前所见《彙报》最后一期出版于光绪元年四月初十（1875年5月14日）。
《汇报》是中国人自筹资金创办的报纸。该报宣称“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中华之事而言之”。改名《彙报》后又重申：“凡事之有关时务者，上则国计民生，下则日用行习；大则人心风俗，小则事物细微，无不博采旁搜，登诸日报。间取其尤关紧要者为论辩，相与发明。”
该报初期日出2张8版。设三大栏目：“京报全录栏”、“中外近事栏”和“告白栏”。“京报全录栏”转录京报上的主要消息，如谕旨、奏章、硃批、“圣鉴训示”和各督抚辕门抄。“中外近事栏”专事报道国内外重要新闻，新闻来源选译海外各国报纸和上海地区出版的外文报纸消息；选录香港与其他地区中文报刊消息，以及报社自行采访的社会新闻与各界人士投寄的稿件。“告白栏”占全报三分之二,约4版或5版,每期约发30条左右广告,内容涉及货物运输、拍卖商品、机器制造、英语教习、寻人启事、房屋出租、招工或招股告白,以及进出口船舶船期和各种商品价格表。改版的后《彙报》取消原设栏目,将专论置于首篇地位,有时甚至一天登出专论二、三篇,以表明报馆立场,而将原置刊首的“京报全录”插在新闻报道中。同时,成倍增加社会新闻和中外新闻的报道容量,将原10条左右新闻增加一倍,广告也有增加。
在言论上，该报主张富国强民,革新自救，支持兴办洋务，振兴教育，鼓吹实业救国，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批评清政府的软弱外交。如在日本侵占台湾问题上，该报明确提出“台湾是我属地不容听若所为”。在英商怡和洋行修筑吴淞铁路问题上，该报连续发表《辩申报答铁路事》、《论中国开筑火车路》等专论，斥责《申报》支持英商开路是“助西人而敌中国”，认为“中国之开火车路，既无益，恐祸乱自此而生矣”。在派遣幼童出洋留学问题上，该报认为是件利国利民之好事，“幼童回国即可为国出力”。
清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五日（1875年4月30日）该报发表署名为沧江老瀛来稿《论新报》一文，是最早评论当时中国报刊出版状况的文献资料。
《益报》（1875）
《益报》创刊于清光绪元年六月十四日（1875年7月16日）,日报。为《彙报》停刊后由主笔朱逢甲（莲生）创办，益报社发行。同年十一月初七宣布停刊,共出116期。
该报以“卷”代“张”，以“页”代“版”，日出一卷8页，创刊号载《本馆主人启》云：“敬请四方益友以见闻投集”，“或书近事，或述异闻,或壮而懔告霜严，或隽永而别饶风趣，或有快心佳句，或有得意奇文……俾得结文字缘而天下之益友何幸如之。”
该报政治立场与前期《汇报》相反，俨然如清朝政府的官方喉舌。其版式沉闷，编排呆板，一般为前面刊登上谕、奏折、宫门抄、疏示类，后面接登新闻,末尾登文苑诗词。其言论保守，思想封闭,内容主要为转录《京报》,转译上海有利该报立场的各报评论,采摘各地社会新闻，每期约发28条左右,几乎每日报道上海会审公廨，尤其是英界与法界会审公案和重大案件,同时刊载文人墨客文苑诗词和商业、船讯广告。从创刊伊始至停刊，与《申报》笔战不休，每隔数天均有专论和文章与之论辩，或反驳嘲骂，或罗织罪名，或捕捉文字错误，或为同一立场报纸张目，集中反驳《申报》提出的各种改革、改良和富国强民的观点，在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中，其袒护地方官府，攻击最先揭露此案真相的《申报》是“帮助谋死亲夫之淫妇”。该报在攻击《申报》的同时，还每日连篇累牍刊登各地读者“赞同、声援本报立场”的来信，以壮声势。此外，该报还发表过江南、湖北、广东、顺天等地的“乡试题名录”和灯谜。
清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七日（1875年12月4日）该报登出《本馆广告》，称主笔朱逢甲（莲生）“另有正事”，不再主持该报。该报就此停办。
《新报》（1876～1882）
《新报》于清光绪二年十月初八（1876年11月23日）创刊，日报。馆址设法界老北门外宁兴街（今金陵东路河南路）。由各省商帮名义筹办，实际经费由上海道库拨给。创办人为上海道台冯焌光，是一份用官款办的报纸。该报所以用各省商帮名义，主要是当时清廷未开“报禁”，地方官府不准办报。但当时中国政府的告示在中国土地上（租界地区）张贴时，屡遭租界当局巡捕房干涉，冯焌光虽多次交涉均无效，决定以商帮名义办《新报》，以便在租界广泛地传递清廷官府的意见。该报特别注重刊登清廷的官方告示，首刊《京报》全录，其次为各省辕门事宜，最后是本市消息和中外新闻。
《新报》创刊时适逢上海道奉命交涉赎回英商在上海筑造的吴淞铁路产权事宜。该报公布了《铁路会议条款》、《铁路开行日期》、《火轮车路章程告示》等全部相关文献性材料，有些还以中文、英文同时刊出。所刊船期、行情、商务告白也较严肃、准确。每天出版8张，新闻性内容占多。清光绪三年五月初一（1877年6月11日）该报取消刊登英文新闻稿件，同时把《新报》的报名由横排改为直写，以示与外商办的报纸不同。同时也开始刊登文人诗词，当时主笔袁祖志（翔甫）、襄编姚棻（少莲）、杨兆均（诚之），都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职员。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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