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的历史和现状：二、中国收藏简史   

   保存和研究文化遗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留下了无数文物瑰宝。从文字记载和考古发掘看，至少从商代起，王室和贵族就已重视收藏活动了。

  殷商的文物多集中于宗庙。在河南安阳殷代王宫遗址中发现，在宗庙建筑的左右窖穴或地下室，地下室内又有圆窖和方窖，这是殷王贮存器物的地方，其所贮存者以钟鼎古器为多。

  周代文物珍品收藏之处，名曰“天府”、“玉府”。据《周礼》记载，西周时，由“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藏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在“天府”、“玉府”，有专职官员藏室史负责管理藏品，并将所有藏品登记在“薄录”上。

  在商周时期，王侯贵族曾铸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和用具，并在这些青铜器上刻铸“子子孙孙永保之”之类的铭文。可见青铜器在当时是极为珍贵的礼器，它的铸造本身就有为了保存长久使用的意图。

  除了文物收藏外，一些王侯还有收藏珍奇异物的嗜好。如周武王酷爱动物，并想方设法收藏。据《诗经》载：“王在灵囿，You（〖古文you〗意雌鹿）鹿悠伏。You鹿濯濯，百鸟鹤鹤。王在灵沼，鱼ren（〖古文ren〗意充满）鱼跃。”其意为：在周武王的“智牲园”里，养着许多老虎、鹿、犀牛及各种鸟、蛇、龟和鱼。恐怕他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动物“收藏家”了。

  到春秋、战国时，公卿庙堂也被用来保存文物纪念品。孔子曾到鲁国参观鲁国庙堂所藏古代礼器和其他历史文物。孔子死后，其“故所居堂”也立为庙，保留了孔子生前生活、著述、讲学的遗物。孔子生前所用的“衣冠琴车书”，受到后人“岁时奉祀”。据《史记》记载，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观孔子之遗风”。

  先秦时的著名学者均有丰富的收藏：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相传墨子藏书甚多，有图书达三车。梁启超在研究私人藏书起源时说：“苏秦发书，陈箧数时；墨子南游，载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庄子.天下篇》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后世私家藏书之风由此而兴。

  收藏是帝王贵族们的一种特权，也是他们所热衷的一种活动。汉代建立“天禄”、“石渠”、“兰台”，实际是皇家的三大图书文物馆。古代的武库也是储藏文物的地方。《晋书.张华传》载：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十月，武库失火，“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

  汉代已开始重视对人物画像和历代绘画的保藏。汉武帝曾创置“秘阁”，搜求天下法书名画，此后历朝均有购求书画的专门机构。汉献帝建立了一个专为他的朝廷大臣们画像的黄门画室。到后汉，书法艺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士大夫开始收集书家手迹，把名家信札作为珍秘收藏起来欣赏研习。三国时期的东吴，王室收藏着许多书法绘画作品。隋朝初建，隋文帝即在观文殿后建二台，“东曰妙楷台，藏自古法书。西曰宝迹台，收古今名画”。以后每当新朝建立，必先访求图画书籍，并作为传统在中国延续。如宋太平兴国年间，“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忽必烈入主中原，也不能不受汉族风气影响，设“群玉内司”，职掌收藏图书。然而在历次战乱中，王室及私人所藏书画之损失难以数计。

  宋代是我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高峰。宋皇室收藏的古器物达万件以上，并有专门的建筑存放收藏品。北宋宣言之后，宫廷收藏由于帝王恩赐或群臣营私偷窃，使不少藏品流散于士大夫和商贾手中。当时的士大夫也竞尚收藏，欧阳修、赵明诚、米芾等都是名重一时的收藏家。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李公麟收藏古代铜器，并对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进行研究，考定世次，辨别款识。赵明诚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夫妇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和研究，其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等共2000多件；妙于翰墨的书法家米芾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并多蓄奇石，为中国藏石之鼻祖。除上述一些收藏大家外，还有收藏百余器或私珍者也为数不少。

  随着私藏之风的盛行，对藏品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古代文物开始从士大夫手中的古玩变为有价值的资料，并且首开金石研究同古代文献的考订相结合的学风，涌现出一批有关文物研究的著述。知名的有刘敞的《先秦古器图》，欧阳修编著的《集古录》（十卷），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编著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十卷），王黼等著录的《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及《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等，均是重要的文物著述。当时文物的分类、藏品的登录等项目都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金、元、明时期，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没有间断，但文物收藏和研究的水平不及宋代。金章宗完颜 好藏古物。他收藏的字画都有“明昌御府中秘之珍”的印章。金人粲 （王圭）著有《古器物谱》。元代朱德润所著《古玉图》是著名作品。收藏者中，元代大长公主收藏颇富，其中不少是宋朝内府珍物。元代画家倪瓒所居“清秘阁”，古鼎法书、名琴奇画罗列左右，并著有《清秘阁集》。

  公元1369年，明太祖在南京鸡鸣山南建功臣庙，陈列文武功臣的画像或塑像。《太常寺志》称之为“功臣庙画廊”。

  明代的宣宗、神宗也都重视文物收藏。私人收藏以严嵩、严世蕃父子最为著名。项元汴精于鉴赏，其天籁阁中收藏有法书、名画、金石、瓷器等，其储藏之富在私人收藏中冠绝古人。
清代，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均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清初，文物多集于内府。清高宗搜求最力，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缂丝、拓本等，不胜枚举，成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并奠定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基础。

  乾隆帝也是一位收藏里手，他嗜玉成癖，尤其喜好“三代”玉。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他还亲自进行古玉器的鉴别、定级。

  不仅皇室收藏甚巨，民间收藏也很兴盛。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都以收藏古物为时尚。乾嘉朴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据的研究，鉴赏文物之风更盛，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物收藏家、研究者和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物著述。

  当时比较著名的收藏家有： 清初鉴赏家、收藏家周亮工，好图书字画，家有“赖古堂”、“因树屋”，藏印篆、古书、字画极富； 顾炎武，家世有藏书之习，收藏有不少古碑残碣拓本，著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等书； 书画家汪文柏精于鉴赏，家有藏书楼为“古香楼”、“chi（〖古文chi〗意舒展、传播）藻堂”、“拥书楼”等，收藏古书、法贴、名画极多； 书画家马思赞购书有奇嗜，建藏书楼“道古楼”、“红药山房”数间，多宋元精椠及金石秘玩； 以经商为主的安歧声名显赫一时，极喜收罗古籍、书画，精于鉴赏并擅书画，同行称其为“博雅好古之士”； 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张若筠藏书超过二万卷，另有法书、名画、吉金、贞石之文别为卷轴，与同县蒋宗海为士大夫收藏之首富； 文学家吴慰光性嗜收藏图书、法帖、名画，因得王元章的梅花卷，遂名其收藏室为“梅花一卷楼”，家有“古金石斋”，专贮金石古物； 安徽望人倪模极嗜藏书、金石、古钱，尤以藏书为富，著有《钱谱》、《古今泉略》等； 黄丕烈辞官后专事收藏、校仇和著述，所藏古今善本、秘本、珍本极为丰富，因独嗜宋本书，自号“佞宋主人”； 书画家张廷济隐居后以书法、藏书、金石为娱，收藏彝鼎、法书、名画甚多； 金石学家瞿中溶搜奇访僻，所获益多，居“古泉山馆”，金石、字画、古籍藏于数间； 学者叶志诜收藏金石、书画、典籍甚富，书帖、字画、古今图书、金石古玩无不收罗，家有“二垒轩”，专为收藏之所，又名“二百兰亭斋”； 刘喜海以治金石最著名，收藏手辑金石文字5千通及大量古书，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称：“卅载搜奇书满家，藏来宝刻遍天涯。斜阳古市无人迹，为读残碑剔藓花”。

  清代有关收藏的著述多有特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初，此等古物，惟集于内府，则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官书，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浸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罗振玉。式芬有《 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澄有《 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62－63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除了传统的金石书画收藏外，中国自明清开始了对西洋奇器玩物的收藏。早在十六世纪，西洋的新奇器物被带进澳门和沿海城市。随着耶酥会士的相继入华，西洋器物更被带进中国的内地，从而引起中国人对西洋器物的兴趣。耶酥会士从中国官员和读书人追求、羡慕西洋奇器玩具和科学技术的欲望里，看到了西洋技艺和学术的巨大威力。他们每到一处，首先赠以西洋钟表和玩物，因而得以畅通无阻，从而也为中国的皇帝和士大夫增加了一个新的收藏项目。

  清初，西洋器物中的钟表和各式机械玩具深得皇帝及后妃们的喜欢。康熙帝本人热心于西洋科学，对西洋的钟表机械技术具有强烈的兴趣。耶酥会士向他呈献的礼物中如有钟表如其他仪器，他便高兴的收纳，否则常予拒绝或象征性的收纳一、二件。雍正帝崇信佛教，其西洋情趣和所追求的西洋奇物是为了宗教上的特殊需要。

  到乾隆后期，洋商舶来的自鸣钟及其他机械玩具日趋增多，在沿海城市及内地引起了一股不小的“西洋热”。至嘉庆、道光年间，西洋商人舶来的新奇洋货更是有增无减。当时无论清廷内府或官绅之家，所收藏的西洋钟表等机械玩具都极其工巧。尤其是清宫收藏的钟表，更是名目繁多，形状多样。

  从康熙到乾隆，一些与耶酥会士或洋商有往来的官僚权贵之家，钟表的收藏和西洋各式奇物的利用已相当普遍，这在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中也有所反映。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的权臣和坤被处罚。在其被籍没的家产中，仅西洋奇物珍玩即有非常惊人之数。计有大自鸣钟10架，小自鸣钟300余架，洋表280余个，其总数比1860年圆明园被火烧以前的收藏还多出近150余件。和坤家藏的珍珠、古玩、首饰、器皿等更是无以计数。其家私的来源除本人的敲诈勒索和贪赃外，还有皇帝的“赏赐”，豪商大贾的贿赂，各地官员的“献纳”，以及来华西洋人的馈赠。其他拥有兵刑钱谷实权的尚书、侍郎及地方督抚大僚，也无不收藏有数量可观的西洋奇器珍玩。

  近现代以来，民间收藏古玩、字画、典籍的风气与以往相比有增无减。许多收藏者还自觉地担负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防止其外流的重任。 佛学家杨文会从日本搜求到我国数百种佛教佚书。其刻经处，集中收藏了全国各地所刻佛典木版达10余万片。 沈家本收集我国历代法律资料，并作系统的整理和考订。 盛宣怀藏书先后积10余万卷。他除了收购江标“灵鹣阁”、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等家旧藏外，还在日本和其他各处采购书籍，包括600余种方志、300余种医书及200余家历代状元手迹，其中不少为国内孤本。以学问渊博而著称于世的王懿荣凡书籍、字画、金石文物无不珍藏。1899年，他首先于中药中发现甲骨文字后大批收购，曾事闻朝野，全球哄传，并写出我国最早研究甲骨文的著作。 学者叶昌炽遍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家，囊读历代藏书书目，历时7年，撰成《藏书纪事诗》7卷。该书搜集了五代至清末的千余位藏书家史实，对每位藏书家各缀绝句一首，以抒其人特征或写其心爱珍藏。 此后有杨立诚《中国藏书家考略》、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莫伯骥《藏书纪事诗补续》、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等，皆以此书为典范。 周叔涛以收藏宋、元、明三代经史子集善本书而名播海内，他特别重视购求流失到国外的书籍，如宋椠《东观余论》、《山谷诗注》、《东家杂记》等书，均以巨金从日本文求堂书店购回。自1952至1957年，他先后将其藏书4万余册、文物1260多件多偿捐献给国家。 潘利达极嗜藏书，虽无巨资购求宋椠原刻、秘籍精抄，但每日到书肆中广为收集不全之书，设法补抄，日久天长，藏书益富，另收集了不少信札、田亩册、表簿等史料。 舒新城对报纸的收藏极为重视，如对上海《申报》、《新闻报》都有完整收藏。 郑振铎收藏有大量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典、小说、弹词、宝卷、版画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史料，其中明清版本居多，尤对文学和版画书籍有丰富的收藏和精深的研究。 阿英对近代、现代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不遗余力，所藏古籍、各种小说、词典、诗赋、通俗文学、说唱文学等为最富。其藏书几经浩劫，尤其以抗战和“文革”时损失最重。逝世后，所有余书全部捐赠给国家。 潘承弼除收藏图书20余万册外，还蓄金石拓本万余种，石砚50余方。其藏书以明代史料、地方文献为特色，尤多珍秘的版本，如宋版《陈后山集》，明人文亻叔（〖古文chu〗意美善、开始）彩绘《金石昆虫草木状》等，价值极高。 此外，中国近现代还涌现出许多名重一时的集邮家，如周今觉、钟笑炉、姜治方、王纪泽、崔显堂、陈复祥等。

  收藏活动在中国可谓渊远流长，在任何时代都不曾中断过。随着数千万中国民众卷入世界性的收藏热潮，古老的收藏活动将由当代中国人谱写下新的篇章。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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