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和游戏

    零和游戏又称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也可以说：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二者的大小完全相等，因而双方都想尽一切办法以实现“损人利己”。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

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但20世纪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耍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零和博弈属于非合作博弈，是指博弈中甲方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损失，即各博弈方得益之和为零。在零和博弈中各博弈方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既无法实现集体的最大利益，也无法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除非在各博弈方中存在可信性的承诺或可执行的惩罚作保证，否则各博弈方中难以存在合作。

零和博弈的例子有：赌博  伊拉克冲突 — 简单形式博弈、期货等。 　　

我们来拿被抓捯的小偷当例子，如果两人都承认，有罪但不重，如果一个人承认另个不承认，那不承认的那个人就得负重罪，如果两个人都不承认，那从轻判理。这个例子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 　　

诸如下棋、玩扑克牌在内的各种智力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参与游戏的各方之间存在着输赢。在游戏进行之中，一方赢得的就恰好等于另一方输掉的。譬如，在国际象棋比赛中，一方吃掉对方的一个棋子，就意味着该方赢了一步而对方输掉一步，我们称这种博弈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倘若我们在象棋比赛中作出这样的规定：当一方吃掉对方的一个棋子时，对方应输给该方一分钱，并用“支付”（Payoff）一词表示双方各自输赢的总和，则在比赛进行过程中以及比赛结束时双方的“支付”相加总等于零。所谓“零和博弈”的概念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称博弈中的参与主体为“局中人”或“参与人”（player），而各局中人的所得（或所失）为各自的“支付”，则当且仅当所有局中人的支付之和在博弈进行过程中及博弈结束时恒为零时，博弈是“零和博弈”或“零和的”。显然，倘若我们在各局中人的支付中同时分别加上或减去相同的一个数量，博弈的过程特征则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这时各局中人支付之和并不等于零而恒等于一个常数，此时我们称博弈是“常数和博弈”或“常数和的”或“恒和博弈”或“恒和的”。从博弈的本质特征上看，常数和博弈与零和博弈并无什么不同。因此，我们习惯上将常数和博弈称为零和博弈。这是因为，效用函数在加上或减去一个常数后仍为同一偏好序的效用函数，而当常数和博弈中的各局中人支付加上或减去一个常数后，常数和博弈就变成了零和博弈（当然，零和博弈本身就是一种常数和博弈）。尽管下棋和玩牌等游戏博弈通常都是零和的（在玩成平局时，各局中人的支付都为零，这些支付的总和仍为零），但在经济活动中的许多互动却是非零和的。 　　

简单的对比，这样的道理倒可以类似于能量守恒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能量守恒中，能量既不可会消灭，也不会创生，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而在转化和转移过程中，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 　　

只不过在零和的能量守恒中，只能是完全的转化。两个极端，只会是1或0，胜或负，生或死，善或恶。 　　

人生就是个零和游戏，付出多少肯定会收获多少。种下的善因，收获的也可能是恶果；在这个人生游戏里，“好人有好报”，“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是绝对。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你付出了，依照游戏规则，是有收获。不过收获当然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好”，也可以是黑暗，邪恶，消极。

零和博弈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应用　　

在金融市场实际趋势运行  伊拉克冲突 — 展开形式博弈中，理想零和博弈的全过程接近于一个半圆。 　　

股市零和博弈的定义可以表述为： 　　

输家损失＋现金分红＝赢家收益＋融资＋交易成本。 　　

(等式左边是股市资金的提供者，右边则是股市资金的索取者)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常常将因合作带来的额外收益称为“双赢”（win–win），即合作往往会给经济主体间带来1加1大于2的结果，有时人们也将这种合作行为称为“正和博弈”。相反，不合作行为往往带来1减1小于零的负效应。可称这种不合作行为为“负和博弈”。当然，这种用语仅仅是一种形容意义上的表称，与我们所说的“博弈”还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将“正和博弈”中的各个局中人支付减去一个足够大的数岂不就变成了“负和博弈”，而这又是与“正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概念的原意相左的。但是，经济互动中的许多行为过程并非导致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有可能双方都因某种行为的选择而同时有所得或同时有所失，因而这些互动并非是“零和的”。这是棋牌类游戏与经济互动的区别。

 

易富贤：中国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2010年12月03日 23:08经济观察报

2010年中国经济热点是劳动力短缺、富士康事件、罢工潮、大学生就业难。这些看似并不相关的事件其实有共同的原因：计划生育破坏人口结构；也共同地标志着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

 

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03年之前，媒体都在炒作“民工潮”，然而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2008年“用工荒”又戛然而止。然而，2010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卷土重来。这次用工荒与前几年不一样，这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深圳发生富士康事件，并在全国多地引发罢工潮。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大学生却又找不到工作。

 

对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大惑不解。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的。

 

“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与亚里士多德的 “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理解不了“两个铁球”的原理。

 

如果说中国就业压力大是因为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太少，那么阿根廷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人口只有4000万，陆地面积却有278万平方公里，人均陆地面积是美国的2.1倍，是中国的9.2倍，但是2008年阿根廷的失业率却高达7.9%，比美国的5.8%还要高。

 

社会作为整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也就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假如中国保持同样的比例的话，那么13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6.5亿个就业机会，意味着中国目前8亿总劳动力有1.5亿是“额外”过剩。究其原因，是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由于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

 

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现在总人口14亿多；由于妇女需要照看孩子，劳动参与率降低，总劳动力反而只有7亿多。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也在50%左右，就业压力大为降低。

 

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年，但由于劳动力“额外”过剩，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工人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罢工。

 

计划生育又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但是有20多年的滞后性。2003年中国20-39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也开始出现民工荒。但是由于1980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口 (1960年代出生高峰人口的孩子)进入劳动年龄，企业最需要的19-22岁人口反而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进口减少，“用工荒”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过剩。

 

但是19-22岁劳动力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万，也就是说最有活力的劳动力在9年之内下降一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2010年全国范围的用工荒，并且将越演越烈。

 

劳动力“额外”过剩导致的低工资和计划生育导致的“80后”一代抗压能力差，是富士康事件的人口学基础。而计划生育引起的年轻劳动力短缺，2010年开始逆转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工人们变得敢怒又敢言了，结果出现了罢工浪潮，工资即将全面上涨。

 

蔡窻等学者认为这是好事，标志着中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日本在19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韩国、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是这些地区当时是工资和劳动力双增长，有利于产业升级。中国现在是劳动力减少后才涨工资，性质完全不一样。中国经济比韩国、台湾地区落后20多年，但是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将在2012年开始减少，比韩国和台湾还要早3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国未富，民已荒”的国家，这比“未富先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劳动力是国家的“精气”。

 

中国工资太低，需要提高，但应有一个度。提高工资，并不提高劳动力价值，只是提高劳动力价格(成本)。中国这种被动的涨工资，一方面导致一些企业破产，一方面导致一些企业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结果国内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反过来又加剧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额外”过剩。

 

尽管劳动力过剩，但中国目前失业问题还不十分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中国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等人口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印度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目前只有14%，等到增加到中国目前的27%，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从国外进口也将减少。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使得“用工荒”(年轻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中老年人口“过剩”)长期并存。

 

如果工资合理，那么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够让全家进城生活；由于消费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也有产业升级的动力。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它们经济起飞的18年-40年间，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了38、35和5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百分点分别为1.52、1.94和1.28。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导致消费者数量和人均消费能力双重降低，使得中国工业化不能转变为城市化。农民工无法承担全家人进城的开销，出现了中国独特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现象。生产与消费异地，导致城市消费不足，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只增加到2008年的45.68%，年均只0.9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城市化率像韩、日、台在经济起飞期间那样年均提高1.52%、1.94%、1.28%，那么2008年中国城市化应为63.5%、76.1%、56.3%。

 

培养大学生的目的不是回农村当农民，不是当产业工人，而主要是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但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太低，目前只占总劳动力的33%(而韩国却占总劳动力的68%)，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并且低工资成本使得企业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自主创新落后，对大学生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费者数量不足。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计划生育，发展婴童经济。孩子出生，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并且因为照顾孩子还将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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