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小报指刊载趣味消遣性内容为主的小型报纸。自清末以降，小报业便在中国开始发展，到1920年代趋于繁荣，全国各地都有小报刊行，尤以新闻业发达的上海数量最多，种类最为丰富，“平津及港粤方面，亦有小报，惟不及上海之盛。”据曹正文、张国瀛所编《上海报刊目录》统计，近代上海出版的大报（主要指日报）有99种，晚报23种，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小报的数目，但其中所列出的小报名称就有190种。1925至1931年，上海小报发展到最鼎盛时期，数量一度多达855种，占上海报刊总量的86%，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乃至新闻史上每论及小报，皆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将上海小报视为全国的代表。

虽然小报在报刊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却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关注。一般述及上海报刊的通史性著作给予小报的篇幅较少，大多附居最末的章节，内容也停留于综述性质的简介。赖光临的《七十年中国报业史》总结了小报六大特色，简而言之：一、直言无隐，揭露内幕；二、取材重趣味性；三、描写细致；四、文字活泼；五、短小精悍；六、迎合低俗趣味。此六点特色概括得相当精辟，但简约的归纳在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小报本身的复杂性。阿英的《晚清小报录》对26种清末小报一一介绍，注意到小报有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用，可是并未进一步加以探讨。

祝均宙就小报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海派风格，认为上海小报与海派文化的关系密切。毛文芳对台湾《三六九小报》的个案研究通过“情欲主题”、“琐屑形式”、“诙谐风格”三个书写视界，考察了小报对于台湾都会日常生活版图的建构。这三个“书写视界”可以说是大多数小报共有的特质，即登载花界新闻；以琐屑的块状文章拼凑版面；文字诙谐，游戏笔墨。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是这方面第一部系统的学术专著，她将小报视为“近现代上海市民文化流变的表现文本”，但将所有的论点建筑在“市民文化”这一理论基础上，反而构成此书的薄弱环节。李楠从小报营造“名人流言”、“日常物质”和“欲望释放”各个空间的角度，肯定小报承载市民都市想象的积极意义，却未能彻底摆脱预设的价值判断，最终仍把小报未能在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归诸于“小报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过于卑微和庸鄙”。

若对小报稍加了解便能发现，小报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民初活跃于上海的小报风格各异，种类繁多，有以小报界“四大金刚”为首的综合性小报；介绍吃喝嫖赌诀窍的“横报”；党派、社团、行业和同乡会创办的小报；介绍电影、戏曲的娱乐知识性小报；普及生活、医药常识类小报和介绍上海历史典故类小报。“小报”这一名称之下，其实涉及相当广泛的范围，涵盖着一个水平参差、庞杂多样的群体。然而，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为何会转化为僵化的、单一的、饱含否定色彩的概念，以致小报在新闻史上长期以被贬抑的形象出现？这个小报边缘化的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小报本身的办报诉求和生存状态又是如何？

为了对这些问题获得一些新的理解，本文拟以1920年代上海影响力最大的小报《晶报》为个案展开探讨。《晶报》名列上海小报界“四大金刚”之首，广受市民阶层欢迎，销售量不逊于大报，更是20年代后期小报业繁荣局面的开创者。本文试图对《晶报》在报界中的地位与其自我定位加以考察，着重关注《晶报》话语策略的选择及背后的原因，冀以揭示小报容易被人忽略的、更生动复杂的面相。

二、“小报之王”：《晶报》的创办、经营与风格

《晶报》于1919年3月3日创刊，余大雄主编，本为《神州日报》附刊，随《神州日报》免费附送，也单独发售。《晶报》发行后广受好评，而《神州日报》积重难返，依靠《晶报》的收入贴补开支才得以勉强维持，“每逢附有《晶报》的日子，销数便大增，没有《晶报》的日子，销数便大减”。1927年春，余大雄将《神州日报》转让给其友蒋裕泉接办，自己全力经营《晶报》。蒋接办《神州》未久，即因事休刊，《晶报》亦正式独立，直到1940年前后停刊。

《晶报》三日出版一期，又创刊于3月3日，遂取名为“晶”，其版式为横方型，分成内外四版，外面一、四版为广告版，里面二、三版为文字版，初期每版分成八排，用老五号字排版，每篇文章的题头字，将写稿人原稿上的亲笔字刻成木刻，嵌在篇首。三日刊的模式，开创了上海报刊史上的先河，此后十年间，三日刊小报在沪上风行一时，“社会上对于小报，也大有非看不可之势了”，“小报界的地位，可以说是《晶报》造成的。”

《晶报》的确切销售额难以查证，一说每期实销二万余份，一说1922年时销量增长到五万多份，就小报而言已相当可观。但实际阅报人数则要大大高于这个数字，1923年，一篇《晶报》创刊四周年纪念文中称：“本报每期虽尚未能销到十万份，但看本报的，或者不止十万人也未可知。”1923年10月6日，《晶报》开始推广到苏州，随上海报纸中在苏州销量第一的《新闻报》附送三期，此时《晶报》在上海销数，已“占了第三名的位置”。上海报贩街头的叫卖吆喝声中，“小晶报”和“老申报”比肩同列，《晶报》的影响力可略窥一斑。与其他上海小报类似，《晶报》的读者主体多为中下层市民，如大中学生、普通职员、店员等。但《晶报》的影响力并不限于此，它也得到一些政府要员、各界闻人或海上寓公的喜爱，如王揖唐、张学良、叶恭绰等都对《晶报》表示关注。名人题字更是常见于《晶报》，1933年11月6日，为庆贺《晶报》改三日刊为日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题词“小报之王”。

《晶报》的新闻来源于非正规渠道，不雇用访员，也不依靠通讯社，其稿件多出自上海洋场文人之手，除长篇小说外，大多不支付稿酬。编辑余大雄交游广阔，人称“脚编辑”，为征集稿件不惮四处奔波，有人戏称其“搜括朋友著作，狠于官场之刮地皮”。

《晶报》创办时有两位著名主笔，一为张丹斧，一为袁寒云。张以诙谐隽永的小品文独创一格，体裁正适合于小报刊载，时人赞誉“小报文体之开创，实由丹斧作俑。”袁寒云则撰《辛丙密苑》长篇笔记，记述北洋掌故，连载《晶报》，使《晶报》销数大增。此外，编辑刘襄亭负责排版、校对、看样。除了张丹翁与袁寒云，《晶报》上比较固定的作者，较早如包天笑、钱芥尘、汪破园、李涵秋、孙癯蝯、毕倚虹、步林屋等人，后来加入的如刘襄亭、张恨水、周越然、萧鉴冰、孙东吴、冯小隐、张豂子、周今觉、冯叔鸾等。偶然为之撰文的如如叶楚伧、邵力子、张超观、何海鸣、夏奇峰、胡寄尘、周瘦鹃、唐志君、汪仲贤、苏少卿、杨怀白、舒舍予等。不过在《晶报》上撰稿的作者多使用笔名且时常更换，需要注意辨明。

《晶报》的作者班底其实是透过余大雄、张丹斧等人的关系网络而构建起来的。 藉由人际网络的建立，《晶报》旗下聚集了一批涉足各个领域的文化人士，其中不乏律师、医师、报纸编辑、通俗小说家、自由职业者、海上寓公、洋场才子，既保证丰富的稿件来源，又使该报的内容呈现多元化的面貌，故张丹翁将晶报比作一锅“任何作风皆有”的“大杂烩”。秦绍德将《晶报》定义为“熔新闻、文艺、知识、娱乐为一炉”的综合性小报。《晶报》初期偏重文艺，后来重心逐渐向社会政治转移。除了受时事影响之外，其风格常随着主要撰稿人的兴趣而转变。1935年，余大雄曾将《晶报》历史划分为四段：第一期，注重小说、剧谈和花事；第二期，变为打笔墨官司；第三期，袁寒云、周今觉加入后，颇注重考古；第四期，毕倚虹、包天笑、钱炯炯执笔后，渐多批评时事。

毛文芳在考察《三六九小报》文人群体时，发现他们对所办报纸的定位往往陷于大/小、消闲/载道、轻松/严肃等两难困境之中，表现出矛盾焦虑的心态。即便销售量足以与大报媲美，也不能改变小报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以言论严肃的大报为参照系，娱乐消闲为宗旨的小报掌握的话语资源稀少，不得不屈居于弱势。《三六九小报》在“小与大”、“消闲与载道”、“轻松与严肃”的对立间游移不定，既要迎合大众娱乐需求，又难以摆脱文以载道的心结，自视“雕虫小技”、“琐屑微言”、“荒唐无稽之诞言狂语”，努力将自己推向边缘，又不忘强调“极撰述之苦心，作青年之诱掖”，在游戏笔墨中怀有劝谏目的。这里不免让人产生疑问，这一现象在小报中是否具有普遍性？“大/小”等一系列对立框架是固有的事实还是被建构的想象？其形成过程又是如何？同样面对小报的局限性，身为上海小报之首的《晶报》有何应对之策——是进退失据，还是寻求突破？

三、“大”、“小”间的幻象：“新闻场”逻辑与小报边缘化

将近代上海新闻界看作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场域”或许有助于解释“大/小”间的对立关系。“新闻场”的成立以新闻工作者确立共同遵守的合法信念为标志。近代世界中逐渐形成的“新闻场”的运作规则，在民国初年的中国也已初具雏形，伴随着新闻事业的职业化和大报经营的企业化转型，并以新闻报道的加强为表现。

袁世凯当政期间，封禁政党背景的报刊，各报为避免受政治牵连，由政论转向报道新闻。尤其是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报刊，经过管理经营改革，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企业化运作体系。如《申报》宣布实行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编辑方针，并以大量北京专电等政治新闻弥补言论的不足。

1928年，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史著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对“报纸”所下的定义是，“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1930年，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也给予了大致相同的解释，“新闻纸者，以报告新闻为主体，而附载评论广告，定期为公众刊行之印刷物也。凡属此范围以内之业务，统称之为新闻事业”。“夫新闻纸之责务，惟在报告灵敏真确之消息于读者。至评论乃在其次耳。”报纸当以报道新闻为首务，评论时事为次要工作，报道新闻则务须遵循真实性和客观性的首要原则，这套标准不但在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中得以树立，在社会上也赢得普遍共识。

根据这一“新闻报道客观真实”的评判标准，体裁言论皆合乎规矩的大报必然占据场域的中心位置，占据较多符号资本，而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追求商业化和娱乐性的小报则往往被排除在新闻场域的边缘。

小报和大报的区别主要在外型和内容两个方面，小报一般只有一张双面印刷的四开报纸，分四个版面，论纸张只及大报的十几分之一，其内容也不同于大报的记载要闻、议论时事，而大多是小品文、掌故、随笔、诗词、连载小说、社会娱乐新闻之类篇幅短小的文章。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解释取缔小报标准》对小报的定义为：“内容简陋，篇幅短少，专载琐闻碎事（如时人轶事、游戏小品之类），而无国内外重要电讯记载之类报纸。”这一评判标准之中，其实已隐含着对新闻场域运作规则的肯定和认可，是将小报作为大报的对立物来审视，缺少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是为“内容简陋”、“专载琐闻碎事”，又因其品质良莠不齐而有待整顿，似乎暗示小报作为报纸的存在价值有待商榷。

《中国报学史》关于小报的部分写道，小报的优点“乃在能纪大报所不能纪，能言大报所不能言，以流利与滑稽之笔，写可奇可喜之事”，指出小报以其趣味性以博得读者喜爱，弥补大报的沉闷，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往往道听途说，描写逾分，即不免诲淫诲盗之讥，若夫攻讦阴私，以尖刻为能，风斯下矣。”

小报之宗旨本就是为市民的娱乐消遣服务，符合市民欣赏趣味的通俗风格和商业化取向，本就是容易引发非议的焦点。为了维持销量，小报又不免要捕捉小道消息，登载花界新闻，即便有“能纪大报所不能纪，能言大报所不能言”之得，也是借大报的余荫而存在，更何况“道听途说”、“尖刻为能”之失，注定“小报”之名下，时刻要与种种不佳声誉的阴影相伴随，“或捏造事实，或攻讦阴私，或自堕报格，诲淫诲盗”。“就是在当时，文化界也对小报带有异样的目光视之”。

从文化界的流行印象到不争的社会现实，小报的庸俗形象的形成过程也是小报边缘化的过程，在此期间，“大”与“小”构建起一套对立的认知框架，这两个本来不带感情色彩的概念被附加以价值判断，外观上和内容上“大”与“小”的差异，潜在地转变为价值上“高”与“下”、“严肃”与“低俗”、“载道”与“消闲”间不可化约的对立，似乎默认轻松幽默的体裁不可能承载意义重大的内容，断然否决“以小见大”、“寓庄于谐”的可能性。新闻场域游戏规则成就了“大/小”之间的幻象，即便在销售量竞争和受到大众欢迎程度方面不输于大报，小报拥有的符号资本却明显居于劣势。

大报的声望建筑在“客观性”、“严肃性”的评判标准之上，要维护话语权威和文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自然要反复强调自身在游戏规则中享有的正统性，而把自己与“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报“区隔”开来，是大报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

1921年11月6日，北京《晨报》副刊头版刊登一篇名为《假粪制造的研究》的文章，作者署名“犬儒”，文中主要探讨如何启迪民智，也间接传达出对于小报的看法。作者先援引“L”的《假粪主义》中的论点：现在什么事体都弄得如此糟糕的缘故，只因为大多数人喜欢吃粪。“粪”便指新式知识分子眼中的“文化垃圾”，迎合大众欣赏趣味的印刷品。在作者看来，这类印刷品的泛滥成为民众接受新文化的障碍，革新的办法唯有潜移默化，深入民众，将新式思想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用粉和糖等一类制造饼干的材料，捏成一盘一盘的像粪的式样，悄悄的去放在粪堆的当中，但愿喜欢吃粪的苦朋友们，偶然不留心把假粪吃到肚里”，“也许以为这粪的口味比较新鲜，从此大吃特吃”。接着作者拟定了一个“制造假粪”的实行方案，《晨报副刊》须改成“像《晶报》的样子”，登一篇丹翁的《太阳晒屁股赋》，“这样当然是臭气熏天了”，“但到群众走来大嚼的时候”，却能嚼出许多宣传新文化的文章，如《病原论》、《心理学杂谈》一类。显然，《晶报》被划入“臭气熏天”的“粪堆”之中，这一带有侮辱性质的譬喻，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小报的轻蔑鄙视。虽然被主流话语划入边缘，小报却绝非任人宰割的被支配者。个体对支配性权力进行抵抗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社会的抑或符号的。我们不能忽略小报运用各种各样的话语策略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颠覆或对抗，以改变自身处境的实践活动。

就《晶报》而言，便不甘于将自己定位于“小报”，反而竭力与大报一争短长。余大雄将《晶报》的办报宗旨确定为，凡是大报不敢登、不便登、不屑登的，《晶报》均可登之。矛头直指大报，大有开辟一条新的话语脉络、分庭抗礼的意味。有人以“小报大王”之号相赠时，丹翁半开玩笑地提出异议，“《晶报》本身是小报，可不愿意和同类争这个元首位置”，“既做元首，必得不劳而获的在各大报中间做个元首”，仅就《晶报》撰稿的十几位文人，分一两位出去，“主持一个大报，那个大报，也比别的大报高的多了”。小报的短处反被宣扬为优势，虽然是三日刊，“还嫌不能达到海内第一张报的位置，如何敢日日发刊呢”；虽然篇幅短小，“就是小小的一张纸聚了若干名流，来竭力帮忙，也还愁未能得到海内第一张小报的声誉哩”，相应的，大报的价值则被大肆贬低，“五大张六大张的同业”，恐怕大半是“没关系紧要的事实，毫无价值的文章”，“虽说充满了几大张纸，白白教看的人不是费脑筋，就是打瞌睡”。

面对《晨报》副刊关于“假粪制造”的攻击，《晶报》毫不示弱地反唇相讥，措辞激烈尖刻：“我们所下的粪，的的确确是吃五谷鱼肉所下的出来的人粪”，“至于晨报上那班新文化老爷造出来的假粪，成色却差得多，因为他们平日所吃，并所恃为粪的原料者，不是中国的五谷鱼肉，明明是外国人拉下来不要的粪”。引进西方新学被丑化为“中国狗”“饱吃些外国粪，然后从狗肚子里再拉下来”。

透过这些戏谑尖刻的文字表面，是否折射出小报对文化权威的反叛行动？小报又从何种资源中寻求反抗的能量？下节拟就《晶报》的一些具体实践展开探讨。

四、“嬉笑怒骂之伎俩为能事者”：小报之抵抗策略

小报的话语抵抗首先在《晶报》自我设计的形象中有所表露。发轫之初，《晶报》的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表明：“晶”乃光明之义，《晶报》的创立肩负重大使命，要为政治与社会扫除黑暗阴翳，“自吾报出，吾国一切政情与事象皆以吾文字荡摩之力，出晦暗而渐至于光明。”发刊词右侧刊登着一幅画家沈泊尘创作的《天神逐恶魔图》，以后每逢《晶报》周年纪念，都会将此图复印在报端同样的位置，配以文字解说，如“某周年纪念中之天神与恶魔”，文中将《晶报》塑造成“天神”的形象，相对的，“恶魔”则隐喻社会上种种不良积习。“天神”与“恶魔”始终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一日有天神，即一日不容恶魔之存在，一日有恶魔，天神亦一日不能放弃其战斗之责任”。经过英勇奋战，“天神”必将逐退“恶魔”，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吾有一班嬉笑怒骂之文人作者，各奋其笔舌之力，助吾以与恶魔战”。

《晶报》两周年纪念时唐志君撰文《晶镜》，又将《晶报》拟人化为一个名叫“晶儿”的孩子，两岁生日时抓周，左手抓着水晶镜，右手抓着毛瑟枪。“水晶镜”象征《晶报》能纤毫毕现地反映社会现实，让“妖魔鬼怪”无所遁形；“毛瑟枪”则富于攻击性，寓意《晶报》敢于揭举时弊、挑战权威。

依照这个自我设定的战斗姿态，《晶报》应当自觉承担类似于“牛虻”的角色，以口诛笔伐为武器，揭举时弊为己任，“竭尽嬉笑怒骂之伎俩为能事者”，“为求有所裨益于社会”。当其办报实践在此一办报宗旨的指导下展开时，《晶报》以社会的监督者自居，以犀利的笔锋勾勒社会百态，更以报界的监督者自居，各大报作为议论对象屡屡见于报端。《晶报》自以为十大值得称颂的特色，其中之一便是“各报对于同业，往往不加评论，恐起笔墨之争，《晶报》时时对于各报加以批评，大有监督各报之风，各报亦默认之”。带有自我肯定色彩和良好意愿的“批评”、“监督”，换一个角度看来就是恶意贬低和肆意“骂人”，实际上，外界对《晶报》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骂人机关”或“骂人的报纸”。“监督”与“骂人”本就互为表里、毁誉参半，以致“人之厌恶晶报在骂人，人之赞美晶报亦在骂人”。

“骂人”固然出自商业利益的考量。不过，“嬉笑怒骂”指向的目标是黑暗的政治和社会，得以超越娱乐大众的狭隘局限，成为《晶报》维护自身合法性的有力手段，也成为《晶报》报人恃以挑战权威的心理基础和坚定信念。按照新闻界“大/小”对立的评判标准，大报是人们获知重大新闻和关心国事的官方渠道，是需要正襟危坐诵读的，而小报不过一些提供琐屑碎谈备茶余饭后之消遣，充满了捕风捉影和街谈巷议，只可用来打发闲暇时间。而今，“嬉笑怒骂”之笔担负“针砭时弊”的重要使命，不仅仅是用来吸引读者兴趣的商业手法，更是强烈社会使命感的体现。《晶报》以此为旨趣，构建其独特叙事脉络以展现天下大事，允诺阅报者一个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得重大意义和有益认知的可能性。“抨击社会黑暗面”一向是一面崇高的旗帜，拥有足够的正当性也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让《晶报》向大报主导的场域规则反戈一击。

与此相对地，《晶报》的话语反抗策略在具体实践层面上的体现，便是对报业的“监督”与“批评”。《晶报》采取“舆论监督者”的严正姿态，时刻关注大报的一举一动，不论意见分歧，还是大报新闻讹误、电文重复、广告滥俗、铅字脱漏等细小问题，都可以随手拈来做出一篇讥刺文章。

《晶报》对各报的部分评论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界存在的弊病，如《上海各报之怪题目讨论》一文，批评各报流行在本埠的社会新闻上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作者先一一点评各大报的表现：“始而《时报》创之，既而《时事新报》效之，今则《民国日报》，《商报》，亦仿行之，甚而至于《新闻报》，也跟着人的脚跟走，只有《申报》巍然不动，不失他的态度”。继而举例为证，《时报》报道一家妓女被劫，用的标题是“群芳身后一客横陈”，有如“黑幕小说上的回目”；西妇被汽车撞伤手臂，标题曰“玉如藕臂鲜血殷然”；妓女与嫖客吃醋，又被冠之“拖鞋上绣成十六字同心者究不同心”。作者最后忧心忡忡地表示，若真注重办好社会新闻，决不应刻意追求耸动夸张的标题，“上海之各大报，将降而入于今之所谓秽亵之横报之流”。

但也有些评论把细小的纰漏扩大化，如《申报》国内专电错将“北京电”三字倒过来排，被讽刺为“寻人广告”。《新闻报》国内要闻的电报有两段文字重复，浪费了可以用来做广告的五行空位，“算是损失大洋二元二角五分了”。《申报》和《新闻报》同时登载一则永生钱庄学徒陈奎鹿自杀的消息，前者登在苏州专电，后者刊于芜湖专电，不免让读报人难辨真假，相信《新闻报》，“未免对《申报》那一块‘始创同治十一年’的招牌不起”，相信《申报》，又“未免对（《新闻报》）每日号称销路十多万的硬招牌不起”。凡此种种，大报细枝末节的疏忽都逃不过《晶报》的冷嘲热讽。藉由这种做法，《晶报》仿佛获得了高人一等的地位，在评论他者的同时达到自身符号资本的累积。指摘对方的缺失的权力本身也是一种暗示，似乎评论者具有与被批评者同等或比被批评者更高超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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