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报开始的新闻史家方汉奇 
 
   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昨天的新闻记录着历史前进的真实脚步。历史是一面镜子，新闻史则是新闻工作者的镜子。中国是一个历史文明古国，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新闻活动可上溯到1200多年前的唐代。如果将中国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就是在这条长河之中溯流探源、艰辛跋涉的旅人。
   往来于三尺讲台与狭小的书斋之间，感受着教书育人的快乐与史海探幽的喜悦，半个世纪以来，方汉奇教授在那些看似平凡普通的日子里辛勤耕耘、厚积薄发，完善着中国新闻史学科大厦的构建，传播着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史观。由他主持编著的两部中国新闻史学巨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全景式地勾勒出上至唐代，下至现代1200多年间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图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国际地位。人们评论这两部巨著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他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影响了新中国几代新闻工作者，方汉奇也赢得了新闻界与史学界的一致尊敬。

（一）

  作为历史学家，要做到言之有据，就必须大量收集占有资料，方汉奇对资料的收集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方汉奇说，他走上新闻史研究之路是从集报开始的。最初的集报活动是在上高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学者的书房里发现了十几种报纸，这对他触动很大，于是开始集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上大学时，他已集报1500余种，并在1948年举办了一个集报展览。解放以后，方汉奇抓住机会，人弃我取，把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报刊资料购回家中，到了1953年，他集报已多达3000余种。伴随着集报活动，方汉奇读完高中和大学。尽管他在1946年考入上海国立社会大学新闻系时的志向是做一名记者，但到1950年方汉奇大学毕业后却来到了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申报》报史的整理工作。从此方汉奇就一头扎进了《申报》的故纸堆，从1878年的创刊号一直看到“五·四”运动之后，一干就是三年。《申报》是一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历史上因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多次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制和迫害，三十年代，当时主持《申报》的著名报人史量才就因抨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而遭暗杀。一部《申报》史就是一部浓缩的近、现代中国新闻史。那时，他就住在图书馆，夜以继日地整理抄写，手上都磨出了老茧。三年中，他共积累了两万多张卡片，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为方汉奇以后的新闻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申报》报史的整理工作同时起步，方汉奇的新闻史教学实践也展开了。1950年，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方汉奇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中国新闻史方面的专题课程，这是他教学活动的开始。当时的方汉奇还是24岁的小伙子，30年后，当方汉奇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时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一位当年在圣约翰大学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找到了他，这个学生就是《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中国新闻界有“才子”之誉的范敬宜。
   1953年，方汉奇从上海新闻图书馆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工作，在北大，他将自己的集报精华全部送到了北大新闻专业资料室，以后这些宝贵的资料又随北大新闻专业迁到了人大。对于自己当年的这一举动，方汉奇欣慰终身：“幸亏那些报纸放到了学校资料室，否则，在‘文革’当中这些资料早就荡然无存了。”方汉奇祖籍广东普宁，青少年时代赶上了八年抗日战争，那时，一人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1953年方汉奇从上海调来北京，从此安定了下来。他先是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新闻史，1957年人大新闻系组建又随迁人大，“文革”中人大撤销，新闻系又迁回北大，方汉奇回到了燕园，直至“文革”结束，人大复校，方汉奇才又回到人大新闻系。
   那是一段政治挂帅的日子，搞学术研究并不吃香。但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方汉奇的治史与教学工作却一直没有中断。方汉奇回忆道：“那时是别人搞运动，我做资料、教课。”即使在“文革”极左思潮达到登峰造极，只要读书就会被扣上“白专”的政治帽子的年代里，方汉奇也没有停下自己所钟爱的新闻史研究。在那些不正常的日子里，不具备从事研究学术的环境，方汉奇就埋头做着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文革”结束后，方汉奇厚积薄发，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等一系列填补中国新闻史研究空白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

（二）

   从事新闻史研究50年，方汉奇所收集到的书籍资料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统计清楚。他的家也因为他的收集活动而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书库”，这使他的家在人大变得小有名气。方汉奇的家位于人大林园，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由于名声在外，平时这里就成了学生们的公共资料库。在他的书房中他的书早已摆脱了书架的束缚，从地上一直码到天花板，占满了整整三面墙。众多的藏书为这间本不大的书房平添了几分幽深的感觉，让初次登门的人不免感到眼花缭乱。而方汉奇对自己的藏书却是如数家珍，了然于胸。为了能够取到需要的书，书房的门后还准备了一架梯子，这是方汉奇平日用来取下那些束之高阁的藏书的。前些年，每当方汉奇要找书时，总是亲自搬着梯子爬上爬下，现在由于上了年纪，为了安全起见，方汉奇已经不再亲自爬上爬下了，登高取书就成了学生们的事。为了方便学生们查找书目，方汉奇还特意为前来找书的学生准备了一架望远镜，遇有学生登门求书，报出书名，方汉奇便立刻知道了书的位置。如果所求的书高高在上，方汉奇就先用望远镜搜索一番，发现目标就搬来梯子，让学生援梯取下。一架梯子、一部望远镜，成为一段林园佳话。
   方汉奇爱学生，爱人才，在提拔学生、奖掖后学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现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是他的第一位博士生，尹韵公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对历史研究颇有造诣的青年，1985年，身为在读新闻学硕士的尹韵公只身沿着1935年范长江撰写《中国的西北角》时走过的路线进行了考察，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在新闻史学界长期形成的认为范长江的这次采访是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准备的错误说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尹韵公在历史学方面的出众才华引起了方汉奇的注意，他热情鼓励尹韵公继续深造。在尹韵公即将毕业的时侯，方汉奇三次前往尹韵公的宿舍动员他报考自己的博士生。尹韵公深情地回忆道：“当时我住在五楼，方老师已是年过半百，可还是一趟趟亲自到我住的地方来动员我继续深造。而当我在学习上有了一点成绩时，方老师总是热情鼓励。方老师还特别鼓励自己的学生提出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来，方老师的这种宽容的精神，堪称楷模。”不仅是尹韵公，凡是方门弟子，只要提起在方老师身边学习的时光，无不充满留恋，自豪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方汉奇博闻强记，口才极好，一堂枯燥的历史课总能被他处理得引人入胜，令人难忘。因此，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人大，方汉奇总是新闻专业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许多年以后，他的很多学生还记得方老师当年讲课的细节。“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必须具有史家的眼光。”“新闻工作者是在和陌生的事物打交道，因此要不断学习，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学生们看到了一个新闻事业的全新境界。
   半个世纪以来，在方汉奇的学生之中新闻名家辈出，其中不仅有范敬宜、郭超人、陈锡添等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代表，更有一大批走上领导岗位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他们已成为共和国新闻事业的栋梁。为了表彰方汉奇对新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1996年方汉奇被授予新中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

（三）

在生活中，方汉奇是一个非常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人大70岁以上的老教授里最早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人之一。谈起互联网的妙处，方汉奇兴奋不已，他为自己在有生之年跨越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这媒体发展的四个阶段而高兴。新世纪来临之际，作为跨世纪的老人，方汉奇又开始实现他下一个十年的规划，着手修订《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他要将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史的概貌全面清晰地勾勒出来。尽管教书治史要占用大量的时间，但方汉奇的业余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京剧、钢琴样样都能玩出极高的水准来，业余时间与老伴在一起弹一支钢琴曲、欣赏一段京剧，生活因之丰富而充满情趣。

方汉奇早年梦想成为一名记者，如今时过境迁，梦想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几十年来他却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学生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的同时，也在替他们的方老师圆着当年的梦想。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从他的学生们身上，我们读到了方汉奇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写下的精彩篇章。

               作者   中国青年报  韩辉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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