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含义是榜样

我1955年6月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那时父亲郑洪升是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的哲学教员。我父亲只上过三年私塾，他如果要将当教员的职业持续下去，需要刻苦自学。从我出生起，见到最多的场面，是父亲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父亲是抱着一岁的我看完《资本论》的。

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如果我“犯了事”，父亲“惩罚”我的方式永远是写检查。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遭遇“文革”，自此中断学业，跟随父亲到河南农村五七干校。在干校子弟学校，我因为将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早起的鸟有虫子吃》改写为《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被老师开除。我在家写好检查等待父亲回来，他一进家门，脸色很不好看，明显是获悉了我被开除的信息。

我将检查呈上——那篇检查我下了工夫，写成了小说。父亲看着看着，脸上就阴转晴了。我离开学校后，父亲在家教我，他给我上的第一节课是让我背《共产党宣言》，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自己查字典。

我成为父亲后，继承了父亲家教的衣钵，对于孩子，只做不说。

儿子郑亚旗两岁时，我开始一个人写《童话大王》月刊。我之所以能一个人坚持写一本月刊几十年，很大程度是为了演示给儿子看：父亲靠一支笔，让家庭丰衣足食。

郑亚旗从18岁生日那天起，我没再给过他一分钱。他先是到一家新成立的报社，靠筹建和维护网站以及维修电脑挣工资养活自己。三年后，已经是该报社技术部主任的他辞职，创办《皮皮鲁》杂志，运作我参加各种电视节目。

前些天，郑亚旗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北京建造了一座摄影棚。近一两年我有时见到他背着各种照相机，我以为只是玩玩，得知他建造了摄影棚，我才知道他又另起炉灶了。

我的父亲不是作家。我不是摄影师。为人父的榜样作用不是鼓励后代模仿和照搬，而是刺激后代在继承中变革。我不知道我的孙辈会从事什么职业，但我相信从小目睹父亲郑亚旗身教的他（她），会敬业和自食其力，因为我们一脉相承。     
中新网 2009年7月21日 郑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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