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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孝萱
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一、绪论
“小报” 1，相对於刊登政经大事的“大报”而言，是篇幅与版面较为短小2、并刊载趣味消遣性内容的报纸。“小报”二字，目前发现最早可能出现於一九一七年姚公鹤写的《上海报纸小史》之附记：“本篇记述上海华文各日报历史，故各西报、各华文小报（戏报、花丛报，普通名之曰“小报”）、星期报、月报、季报、年报、不定期之专门艺术报不与焉3。”“小报”，似乎是当时已普遍使用之称。近代华文小报大致包括几大部分，包括：时事短评、社会新闻、诗文酬对、花丛小记、电影戏坛等娱乐讯息以及广告等。
这类小报形式，出现於清末的上海4，一时蔚为风潮。据笔者统计上海图书馆之馆藏报纸目录，上海这类小报在短短四十年间可能多达五百多种以上。而此一热潮，一直延烧到四十年代末。而同时期的殖民地台湾与香港也同样出现了多种风格类似的小报，如《风月报》、《三六九小报》、《骨子》、《华星》等。有如《南薰》第一期〈未能免俗〉一文说：“夷考小报之花，早放春申，继植粤、港，及南洋各岛，景况灿烂，不可不谓现代文化之好现象也。”
新加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小报（详见附录）5。如新加坡之《南薰三日刊》在一一七期广告中提及“尔来星岛之出版物，如雨後春笋，大报姑付诸勿论，即小报亦有二十余家之多。”可见在民国十七年左右，星洲小报就已多达二十几种。此一小报现象与上海从清末以来的小报潮现象，在报刊形式、文化趣味与商业特质上，竟十分近似。从这些小报包罗万象的内容中甚至可以发现，与南洋咫尺之遥的上海，当时竟与星洲有极为频繁的交往；上海的庞大文化工业，对二十世纪初几十年新加坡的文化与娱乐面貌产生也重大影响。
本文将探讨上海对星洲小报形式与内容的影响，同时也从星洲小报的内容考察近代上海在文化趣味、娱乐面貌、商业活动对新马的影响，以及当时南洋城市与上海的交流与互动。同时也将从这些小报透露的线索中，比较当时中国其他城市对新马所发生的影响；因此发现当时广州、厦门、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各自担负了南洋侨民在原乡认同、国族认同以及文明想像的不同需要。此文或将改变人们对於近代南洋与中国间距离的刻板认知，南洋虽远在海外，但在心理空间与感情距离上，却与中国比想像中更为接近。而“海派”文化对於近代华人世界在价值与审美上的影响，恐也有重新评估的必要。
二、上海小报对星洲小报的影响
星洲小报的出现，应起於一九二五年左右6，之後风起云涌，蔚为风潮7。星洲小报出现的原因很多，或云宣传与提升文化，如：《南星》第二期之办报宗旨：“办报的最大目的是宣传文化，南洋文化比我们祖国落後。实在南洋为东西洋交通中枢，商业繁盛。而文化落後的比之祖国，至少有五六年。”或云提供侨胞精神休闲之用：“我们力量不大，只好玩玩小报，比补大报之不及。侨胞在正业之外，精神上想取点资养，因书报内容堂哉皇哉的多，不合於这有限时间里的工余的阅读，小报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
在新马地区流通的小报，虽然全在新加坡发行，却像是上海各种小报的南洋延续。不但报名与上海各小报雷同，如星洲发行的《消闲钟》、《礼拜六》、《七天》《大世界》、《新世界小报》等报名，皆能找到完全同名的上海小报；另外星洲发行的《消闲钟》、《南薰》及《色色画报》等的三日刊，也显然延袭了上海自《晶报》以後颇为流行的三日报形式8。其他连版面编排、宗旨、趣味、文字风格、插图与广告形式，皆无二致。如《南薰》设有副刊〈快活林〉，《高凉》设有副刊〈小桃源〉也都与上海小报副刊所取的名字一样。
甚至连小报多为大报附刊或编辑室附於大报中，或附属於大报发行的状况，也与上海小报近似。例如上海《晶报》本为《神州日报》附刊，之後才成独立之小报。新加坡小报《卧游》的办事处在叻报编辑部中，邱菽园、胡桂庚、林蔼民合编的《星报》，在胡文虎、邓荔生组织《星洲日报》後，也附於该报发行。不过星洲也有小报是由电影公司发行的，如《海星》是由星洲海星影片公司发行；《曼舞罗》是由星洲南洋影片公司发行。
晚清上海小报偏重诗文小说与花界新闻，如一八九七年九月上海创办的《笑报》内容侧重花事，完全是谈论捧妓玩妓的文字，一九○五年七月上海创办的《闲娱日报》则以“娱闲於美人颜色，名士文章”为宗旨。但是一九一九年後出版的上海《晶报》则转变成融新闻、文艺、知识、娱乐消闲於一炉的综合型小报。星洲小报虽晚於二、三○年代才出现，却同时杂揉了这两类报刊方向。如《南星》第卅五期〈星洲小报略史〉所云：“《消闲钟》持论公正，尤重视社会新闻，之後因故停刊。《曼舞罗》王宣化编，为南洋影片公司之附刊，所以重视电影的鼓吹。”《南星》第卅五期：“小报最重要的是社会新闻，翔实的说载。其次描写艺术的有趣味之小品，及有价值的短评。”因此也是社会新闻、时事评论、电影娱乐动态等内容，各有版面。但另外如《南薰》之本刊启事云：“本刊於歌曲戏剧电影及各种娱乐，以艺术之眼光、做公正之评论、并取公开之态度、共同研究，以促进艺术之进步。有以歌台新曲艺员照片电影画片等、见惠者，无任欢迎、乐为发表。”，却除了时事论评、社会采风、诗文酬赠外，仍保存了同时期上海小报已经少见的捧花文字，如“妓女小史”、“歌者近影”、“名伶化妆小照”以及“文人戏题相赠”之诗文等，十分独特。其他如《开心》的发刊词：“至若谈青楼之韵事，继歌坛之艳闻，使阅者於茶余酒後，增加谈兴，此亦开心也。”，所以此报也是多写青楼韵事与歌坛艳闻等。
星洲小报与上海小报不但在风格走向上很像，连发刊辞高举的道德姿态救国架势和娱乐消闲的实际功能所造成的谬差感也很像。像《卧游》所刊文稿虽多是趣味性或男女爱情之作，但其发刊宗旨却是：“本刊本着三民主义的原则，以求达到世界人类享有之幸福而使人类同享之。”以三民主义为星洲小报发刊宗旨的，还不是仅此一家，如《消闲三日刊》也是这麽说：“今本报之成立，是站在三民主义立场上来批评一切事物。”另外，有许多花丛小记的《南薰》，何瑞生的“发刊宣言”，一字一句也皆与其他大报忧国之声无二致：
今日之中国社会，果何种社会。暮气沈沦，风俗奢靡。人心浇漓者，至此时而极。然吾曹何以奋为国民之天职，以共补此破碎之中国。则吾以为风俗之厚薄，社会之习惯也。国家之文明，社会之进化也。而司习惯与进化之机者，则报章也。……而报章则为国家人民社会之喉舌也。故一国之风土人物，野蛮与进化，乃积社会之现象而成。而监视社会之现象与促进文明者，则又为报章是赖。
综观欧美诸国，其文明之进展，社会之改革，大有瞬息千里之势。若是者，则吾亦报章之发达，有以致欤。尝考外国报刊之最发达者，为英之泰晤士报，每日出纸达两百万有奇。美之时事报，日亦百余万份。他如德法意等国报，俱能达五十万份以上者。其销数额之巨，殊足惊人。吾怪其文明进化若是之速也。
顾我国报章能出纸达二十余万者，惟沪上之申报而已。吾粤山川秀气所毓，文物弥盛，名人辈出。迄清之世，海禁弛後，得文明之风化，粤惟最早。而报章之出亦盛。然多属夸词以为美，嚣德而无所终。求其余社会之利弊，针贬末俗，庶可改革而纠正之者，是亦鲜矣。
呜呼，社会之现象如斯，谓之曰有心人，以嘶之而无声，恸之而无泪。是更可为长太息者，而不关痛痒之人，且曰，气数之始然耳，则余何敢饶舌致辩。噫，长此以往，将何以堪。然而狂澜已倒，风俗已坏，而挽救之策若何？曰：多设报刊以提撕之。诚以报章者，为社会人民之喉舌，人民之先声，尤为国家人民之代表。使其宗旨纯正，则能移风易俗，端赖是焉。一字一褒，荣於华衮。一字一褒，严於斧钺。斯同人之所以有南薰三日刊之组织也。所希冀者，异日一纸风行，四方远播。燃犀既耀，怪象毕呈。禹鼎既镌，异形尽录。则晨钟暮鼓，使痴人迷梦，无再沈沦。社会文明，共襄进展。是则区区之微意也。（民国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民国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这种既要忧国伤世、移俗易风，却又大张“品花评歌无伤大雅”的态度（《南薰三日刊》快活林徵稿）与上海《游戏报》等小报既要觉世劝恶却也游戏花丛的作法极为相仿。《游戏报》的发刊词即为如此：
《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不得以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世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桓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然使执途人而告知曰，朝政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暗聋跛僻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借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恶，亦觉世之一道也。（《游戏报》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所以，当时各种星洲小报，彷佛是以上海各种报刊为蓝本，《南星》第一期香港的非非画报的广告词中有：“实不亚於上海之《良友》，诸位不信可试阅之，便知我们介绍之非错误也。”《南星》第十八期：“新出版的《光艺画报》足以与负盛名的《良友》并驾齐驱。”除了对上海各类报刊进行复制，也多有与之看齐的想法；所以香江与星马新出版的画报，都以上海名闻遐迩的《良友画报》为效仿的对象，而且数量不少。9
因为必须要跟上流行，得到文明发展的最新趋向，星洲各界也非常关心上海小报界与娱乐界的相关讯息。例如：
小报充斥沪上，综其数有百余家………小报四大金刚以及之後崛起的好莱坞，内容专载有与戏剧之秘密新闻、间亦刊载球界琐闻。故出版以来，竟一纸风行，万人争诵，尤以电影界戏剧家学生界体育界皆人手一纸先睹为快。《南星》第二十二期〈上海小报之竞争〉
上海大中国影片公司总经理顾无为南来，报界到的有星报、七天、曼舞罗和本报等。影片同人则有数余人，而大报则商报小弹君到。………记者向顾君询及上海小报事业近来的状况。顾君说道：上海小报约有五十多家，其中最有价值的要算是晶报。然近来不若前时的精采了。………金刚钻也不失为小报中之卓卓者，余多没有可取的地方云云。据顾君所说的话，我们可以明白上海小报之一般了。《南星》第十四期
星洲小报因此也多刊登关於上海小报发展之概况，以方便大夥儿群起效尤之跟进动作。或者还转载上海引起轰动的话题与文章。例如《南星》就有好几期转载上海《晶报》讨论关於张竞生《性史》一书在上海所延烧出的话题。
至於作者与编者群体，大多用笔名，而其姓名的风格也与上海小报文人一样，喜用凄美、孱弱、女性化且文艺腔浓厚的字，如：翁瘦夫、傅落红、黄秋心、许侠魂、痴、啸鸥、曼青、惜花、飘萍、剑影、天涯客、逃禅等等。但与上海不一样的是，南洋没有上海那麽庞大的文人群体，所以有些编辑群可能是商人群体来从事文化事业。如《南薰》本刊同人启示：“同人全系商界中人纯正份子，洁身自爱，素重名誉。”又如《南星》：“我们这几个办小报的人，对於办报的学识是非常缺少的。或者尽可说是一点也没有。不过当我们在开始筹备这个小报的时候，曾经写了好多信给国内以及南洋群岛的文字朋友，叫他们作本报的通讯员。同时在本坡也有了不少的“文坛健将”（不知称得称不得）。《南星》民国十七年六月”所以《南星》在其他各地如南京、北京、上海、厦门、鼓浪屿、漳州、泉州、浙江、四川、安溪、集美、香港、广州、永定、仰光、吕宋、万隆、泗水、槟城、怡保、吉隆等都有特约通讯员。这种作法可能一因星洲本身写手不足，或因此报编辑群在星洲文人界结识不深，所以必须到中国去借调佣兵，所以有各省各地的特约撰述员之出现。
三、上海娱乐文化与社会动态对星洲的影响
当时星洲几乎全盘移植了上海所有新兴的娱乐，如花国总统、花报、游艺场、电影工业、电影明星、京剧明星、歌舞明星等等。他们也学着上海制造偶像、包装偶像，很多报纸都有“编辑同仁沙龙照”，让这些文坛名人看来彷佛也有明星派头。所以星洲不但复制上海小报的形式，也全面复制上海的文化风格与娱乐面貌，上述小报应只是近代娱乐工业之一环而已。如上海的赫赫有名的“新世界”、“大世界”游乐场，在星洲也有，如：“小坡新世界於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两日将所有收入概拨注救济山东灾民，节目比平时更为热闹云。”星洲同样出版游艺场小报也叫《新世界小报》与《大世界》。这些星洲小报也很关心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的最新发展动态，如《南星》第卅六期上海蜀闻通讯社就报导“新世界将重新开幕”之消息。
上海除了小报与画报在星洲受瞩目外，上海的漫画也很受欢迎。如《南星》第六期小讯：“中山书局赠《南星》上海漫画一册。”“鸣谢承上海书店惠赠上海漫画一册内容丰富趣味良多特此介绍。”另外星洲还输入上海以社会事件为本的新编剧种，如《南薰》第四十五期广告：“牛车水梨香园湘南京剧。大注意。新编上海轰动最近事实爱情悲苦惨剧。马振华女士投江记。”此外他们也对上海电影与电影公司甚为注意。如《一粲》在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就广告：“上海新人影片公司摄制的唐僧出世。”《南薰》第十九期在评武侠片文中，作者赞美“上海友联影片公司是一班有心於社会国家的人。”
另外，从这些星洲小报观察，上海花界与花报界对南洋的确产生直接影响。如花界消息的披露方式，花国总统的选拔等都是清末以来上海小报文人掀起的风潮。当时上海各种新奇的娱乐方式对周边城市都发生了影响。如同上海一般文人捧妓的风气，报刊登载妓女歌女之小照诗文等，彷佛是当时华人世界的共同现象。在台湾《风月报》与香港《骨子》同时期的小报，文人拥妓捧角的文章数量也颇为庞大，风月倾向同样浓厚。而星洲小报如《南薰》“花丛”的歌妓小史系列以及“歌坛余音”记歌坛轶事等专栏皆颇为可观。如：
秋英，星洲之歌姬也。……日前记者在某俱乐部，曾晤英姬一次，因询其身世，而姬竟不客气，侃侃而谈。……余於事有感，爰执笔而记之。《南薰三日刊》第一期
眉史生性沈默，柳腰婷婷，洛妃楚袖之名，良不谬也。每於风月之夜，则叹身世之飘零，方一曲之告终，四座为之欢然。绮腻风流，於此可见。其於娴熟之琴曲，可推为绝妙者。《南薰三日刊》第二期〈英雄幻影与丽环〉
阿清，尖倌人也，隶乐籍於茨厂街合意楼……貌清丽，性和婉，娇憨之态，令人意消。善唱曲，尤以佛地愁云一阙，称着於时。……晓风柳岸，斜月梢头，游人每於风廊水榭间，望见婷婷俪影。临水理妆，惊为凌波微步，冉冉而来也。去秋，余以事赴隆，一郎设宴於安记酒楼，为予洗尘。得聆阿清当筵一曲，不觉俗尘三斗，涤荡殆尽。即席口占一绝赠之，阿清大喜。拟挽人书绢悬诸妆阁云。诗曰：席散人归未忍离，牵衣苦订再来期。柔肠百结何时解，不待相逢不释疑。《南薰三日刊》第三期民国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星洲这些小报除提到星洲本身的歌妓外，还提到吉隆坡、澳门等地的妓女，如《南薰》一三一期〈濠镜观光录〉就提到澳门福荣里妓女柳苏。
另外，只要是上海来的明星或名人，包括电影明星、歌舞家、艺术家等，星洲各小报皆以显着篇幅报导。例如“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之明星严月娴至叻”“上海暨南电影公司电影明星董莺莺已於日前抵叻，闻大南影片公司不日将请其登场献技，届时当另有一番热闹也。演唱京调崑曲均极雅妙。”董莺莺在叻造成轰动後，之後还出现〈不染尘俗董莺莺之莲花插图〉（《南星》第十三期）之类继续歌颂吹捧偶像的内容。至於歌舞明星：“上海歌舞家电影明星黎明晖偕中华歌舞团及上海明月音乐会十余人南来，现已抵港，不日到叻。闻系是受本坡电影公司之邀。（《南星》第二期六月二十三日之一周报告）”之後还有後续动态的追踪报导，第三期有〈黎妹之南天出风头〉、第四期〈黎明晖调了我的戒指〉甚至还有人另文讨论黎明晖唱的歌词：“落花流水”、“人面桃花”、“妹妹我爱你”，并评论如下：“伟大纯洁。真情流露。平民文学的特质。极尽缠绵悱恻的情感谁都忘不了。”另外在《南薰》第一百期〈紫罗兰之歌舞〉文中说：“能以轻歌妙舞名动中外之女明星——紫罗兰姑娘，去岁在沪宁歌舞後，即偕其母马女士、秘书陈越生、助手希利达女士、音乐大家罗耀中、高毓彭等五六人重游南岛，曾於日前抵叻。事前本坡通衢小巷之街招与大小各报之新闻，多有为之预告。”
不只是明星，上海名人与学校只要抵叻，不管是专程或是顺道，各报也都大肆报导。如《南星》第卅五期说：“前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氏，奉国府派往欧美考察艺术，业於二十一日过叻往法矣。”或如《南星》第三十四期有“上海崇德女学校歌舞团表演明月之夜”的照片。
而星洲许多商业活动与上海之互动也甚多，许多公司为上海总公司的分公司。如《南星》第三十三期新书店广告：“为上海正兴美术分公司之第一支店”；其他商业手段也甚为近似。如赠送月份牌：“请购买陈谦堂九散两角以上者，赠送月份牌一张以副惠顾。”或是以集联徵联活动促销买气等等。而星洲本地称为“上海”的公司也很多，如上海书店（《南星》的代理处）、上海皮箱公司、上海百货公司、上海华南皮箱厂发行所等。
除了文化娱乐与商业活动之直接移植外，小报上的上海消息也特多。像《南星》上有很多上海通讯。星洲人对上海之社会新闻、奇闻异事极感兴趣，如《南薰》一○一期有〈上海之王〉；《南薰》一百期〈侠妓〉谈沪上妓院故事以及粤东新班人寿年赴沪发展之故事；《南星》第十期有〈上海客的三种吃亏〉；《南星》第十五期上海通讯上海富家女子与家仆恋爱卷钜款私奔；《南星》第十六期上通讯上海中华第一影片公司经理被控告之始末；艺术大学学生四十人被法巡佐抓之事；《南星》第二十三期上海通讯记载上海电影万恶史出版，电影工会紧急开会之事等等。
除社会新闻外，他们也关心上海的政经发展。《南星》第二十一期要闻节录：“上海侨务委员会决议将在南洋重要口岸设立办事处处理侨务并调查工商业事情，上海市间喧传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南星》第卅五期：“上海各公团督促昨日开会，香港记者提议请愿政府筹画方案保护海外新闻记者有讨论祖国事件之自由权。”“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在上海新闻联欢会中之演说”《南薰》一二九期“中华麻疯救济总会李君景贤南来努力工作，总会在上海。”等等。
所以当时星洲与上海的商业娱乐面貌看来似乎无大差异，或许可视为同一商业版图与文化场域。之所以如此，一者因星洲为国际交通枢纽，海洋提供了更多便捷，也提供了更多交流的机会。所以星洲与另一个国际港口上海之交往特别频繁，应该容易理解。所以，从小报可看出当时星洲与中国各城市虽多有接触，但似乎与上海之交往最为密切的原因。而当时从中国赴欧洲转机需经新加坡，因此也提供更多过访南洋的机会，才造成名人与明星不绝於途的现象。
二者或自一八九○年後，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生产输出城市；既是全国的媒体中心，也是全国的娱乐中心。近代上海为大众提供梦想、娱乐与幻想，而显得活力与创意无穷，也可说是大众文化工业的梦工厂。而其他海内外的华人城市各在不同层次与层度上复制上海。所以当时的星洲小报对上海彷佛有种仰视的角度，好像上海的妓女、上海的大明星、上海的小报、上海的电影、上海的市容与奇闻是那麽令人好奇与向往，要汲汲地与文明时髦的上海为伍。这其中或可称之为“大上海的想像”。以下节录《南星》第二十期〈偌大的上海〉一文对上海各种奇事怪象的描写或可涵盖这复杂的仰视角度：
只有绑票。只有离婚。只有宋美龄并未返沪的专电。只有罢工。只有会乐里老五的歌舞照片。只听到电车声。工厂声。东亚酒楼的妓女唱曲声。只看到汇丰银行的厝顶。捧着爱人坐汽车的外国阔佬。新记者团在前面叩头的党国要人。哪一件事可以增《南星》之光？都是笔者不文，使偌大的上海隐而不彰。
这种将上海的文化娱乐工业全面移植的作法，或者可视为某种层次的“文化买办”。这种上海流行什麽，星洲马上就轰动的现象，一者可能是因文化考量，要提升振兴南洋文化，二者或因同样是移民，对於淘金犯罪的冒险城市有着认同与渴望。三者可能是商业的考量，或许星洲商人们想以文化包装娱乐，藉此发财，以谋点商业上的利润。不过这也要两地群众文化趣味与审美品味接近，才有文化移植的可能。所以，当时南洋华人与内地商界文人的文化教养差异不大，而这也可能是因两地来往极其频繁所致。
四、星洲与祖国其他城市交流与影响之比较
综上所述，因商业往来密切，文化交流频繁；因熟悉，认同感加深；同时也因上海担负了华侨在文化娱乐的需求以及对文明进步的想像。所以，当时代表祖国的城市反而像是上海。所以在《南星》第十六期南洋富商胡文虎在归国宣言中说要回祖国建养老院，也选在上海：“建筑上海养老院，去岁返国过沪，目击街头巷角，癫怜无告老人甚多，其离之苦，与乞怜之状，於人道於国体，均难漠视之也。遂於今年四月间特函蒋总司令及上海市政厅，恳请於上海附近，拨出公地三十亩建筑养老院一所。”
至於其他城市呢？内地不同城市恐担负不一样的功能与任务。南洋华人多来自闽粤两地，所以广州与厦门等城市，对侨胞来说，反映的是乡情的牵挂与生活风俗的关连。不同的星洲小报，对於不同文化偏向之程度也有差别。例如与其他报刊比，《南薰》因比较关注本地消息，上海消息与《南星》、《卧游》等报相比就比较少，而寄自广东或香江的消息则较多。例如南薰第三期说广州女学生服式流行“师姑衫”。一二五期有关於“广州教育局禁演余美颜投江记”以及一一九期有“粤当局之非战声”、“广州市之谋杀案”等文，其他还也有来自香江歌姬的消息等。一一九期即使提到上海国光影片公司也会特别强调“系粤人在沪成立之公司”，还是较偏重广东人在上海的发展。其他在语言上的着墨，不但“无线电”一栏介绍妓女的文字是用广东方言，还有“粤讴”之专栏设计。这可能是在新马的粤人有意保留广东文化的面貌所致。就是各式餐厅广告也非常喜欢强调“吃在广州”与广东菜之特色，如《南星》十四期广告提到“聘到广州市知名厨星洲亦能食在广州”，除此之外并不觉得广州对星洲文化发展有何影响。所以小报保存的应是广州的饮食文化与方言文化。至於厦门，《南星》中偶有厦门通讯，如《南星》第二十一期的闽南短讯等，但与上海通讯相较，还是少得多了。
至於北京一直在军阀内战外侮的边缘，对南洋华侨来说，北京太遥远，而且感觉上北京代表清廷与北洋政府，後来便被亲日敌伪政权统治，因此对坚定支持国民政府的侨胞，心理上的认同距离较远。国民政府的首都在南京，小报中偶而介绍南京的文章还比北京多。这个“首都”以及“国族认同”的想像，在当时非常重要。那是个华人尚没有认同问题的单纯时代。“祖国就是中国，政党就是中国国民党，我是中国人”等问题，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侨胞爱国具有最高的道德意义，因此一遇国难是人人捐钱赈灾上街游行的。报纸日期绝对以民国纪年，每逢元旦之开国纪念与双十国庆，也必定大肆庆祝。因此他们似乎也会报导南京。但是这些小报中提到的南京，却像因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认同，所以必须报导一下首都概况而已。如《南星》第十八期上海通讯中提到首都户籍调查。第十九期〈玄武湖的漫游〉。第卅五期〈乡友归来话首都〉等。对城市本身反而并无其他兴趣。
所以当时他们是在故土乡情认同广州，政治上认同南京，在文化与商业上认同上海。因此南京、广州与上海，就负担了国族认同、故土乡情以及商业娱乐的不同城市功能。而星洲中山书局的广告或可解释这种分工的需求：“中山书局代理本埠祖国着名小报画报，兼售大小上好羽纱党旗国旗”，既要闲暇时看看上海小报画报，也需要举国旗党旗上街表达政治认同与国族情感。
总之，当时对新马文化面貌影响最大的城市可能不是广州或厦门，而是上海。至於其他城市也各自担负了侨胞在情感上的不同需求。
五、结论
星洲距中国虽然遥远，但从当时报刊来看，反而感觉比台湾和香港更接近中国，或者说更像中国。若以台湾为例，台湾自康熙二十八年後，因举行科举，出现稳固的读书人与市绅阶级；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产业方式以农业纺织及小额贸易为主，所以商业与娱乐面貌显得比较平板单一。所以台湾同人小报花丛风月的倾向，正反映了当时市绅阶层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但却与上海与星洲小报之面貌不太相同。台湾一直与福建之厦门来往较为密切，与上海之交往较少，所以小报也就没那麽多从上海移植过来的新兴娱乐活动，好像一直停留在晚清上海偏於花报与文人风月的那种调调。
所以海洋绝非阻绝与阻碍，反而增加了更多交流的方便。海洋虽提供了更多的方便，但更可能因星洲华侨在感情上与祖国的接近，所以致使星洲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城市发展竟然出现与上海类似的面貌。所以，当时的南洋比我们的想像离中国更近，而海派文化的影响也比我们原先所认知的更为深远。
六、附录
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
1、《曼舞罗》周刊，星洲南洋影片公司，1926年10月6日～1929年5月18日。
2、《星报》周刊，星报社，1927年6月25日～1931年7月19日。
3、《南星》Nan Hsien周刊，南星报社，1928年6月23日～1929年6月29日。
4、《今代》半月刊，今代出版社，1934年5月1日。
5、《电影与文化》周刊，创造广告公司，1935年10月19日～1935年12月17日。
6、《消闲钟》The Amusement Bell三日刊，李西浪，不详1927年9月14日。
7、《海星》五日刊（第1期注明），周刊（第9期注明），星洲海星影片公司，1927年8月5日～1927年12月31日。
8、《七天》Qi Tian Weekly News周刊，每星期三出版，七天报社，1927年11月2日～1929年1月16日。
9、《色色画报》三日刊，色色画报社，1928年1月18日～1928年2月1日。
10、《高凉》三日刊，高凉报社，1928年5月4日～一九二八年八月七日。
11、《南薰》Nan Fan Periodical三日刊。每逢星期三、六出版，南薰报社，1928年2月18日～1929年5月29日。
12、《消闲五日刊》五日刊，消闲五日刊社，1929年9月30日～1929年12月25日。
13、《咖啡室》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不详，1931年2月14日～1931年3月7日。
14、《大世界》三日刊，每逢星期二、五出版，世界报社，1931年6月1日～1931年6月23日。
15、《新世界小报》三日刊。每逢星期三、六出版。新世界小报社，1931年7月15日～1931年8月12日。
16、《子曰》Cher Yap Weekly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吴淞，1933年8月5日～1933年8月26日。
17、《星期报》周刊。每逢星期日出版。星期报社，1934年1月14日～1934年3月4日。
18、《礼拜六》周刊。星期六出版。T.C.Koon（官东才）1934年3月17日～1934年9月22日。
19、《万花筒》半月刊，万花美术刊行社，1936年2月25日。
20、《马来小报》Malaya Microscope周刊。星期一出版。马来小报社，不详～1929年8月12日。
21、《星洲小报》周刊，每逢星期日出版。星洲小报社，不详～1932年5月1日。
22、《一粲》The comical weekly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一粲社，1927年11月5日～1928年3月24日。
23、《开心》Happy Times三日刊，不详，1929年6月8日～1929年7月24日。
24、《卧游》Review of Views旬刊，不详，1930年3月1日。
25、《一笑报》周刊，不详，1930年4月27日～1930年11月20日。
26、《娱乐报》三日刊，邵氏兄弟公司，1945年12月9日。
27、《逍遥》三日刊，不详，1946年2月25日。
28、《笑林报》三日刊，社长郑达三、经理陆振坤，1946年3月16日。
29、《快活周报》周刊，1946年4月。
30、《星期报》周刊，新加坡出版社，1946年6月23日。
31、《春光报》三日刊，陈德春、施默庵、李逵风编，1948年3月。
32、《夜灯报》三日刊，夜灯报社，1949年9月10日。
注：
１）关於上海小报的相关介绍，可参考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第六章“十里洋场与小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页133～155。
２）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与大报副张颉颃者，以其篇幅小故名。”
３）《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二号。
４）1906年，吴趼人在一篇纪念李伯元的文章中提到，“李伯元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业辟一别裁，踵起而效颦者，无虑数十家，均望尘不及也。”吴趼人《李伯元传》《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三号。张乙庐1923年之《天涯芳草馆笔记》中也提到：“上海小报，创于常州李伯元之《游戏报》。”孙玉声《退醒庐笔记》云：“南亭亭长李伯元，昆陵人，小报界之鼻祖也。”
5）新马近代小报的统计，主要根据杨松年《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同安会馆出版，1988）、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新加坡新社，1987）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报纸目录之统计。
6）《南星》（民国十七年）第卅五期〈星洲小报略史〉中说：“五、六年前没有小报，从《消闲钟》发刊後风起云涌。《消闲钟》是星洲小报的发起者，其编辑是王宣化，後来改为为李铁民。”若从现存大英图书馆之《消闲钟》之三日刊形式推估，一一○期是1926年7月1日，那麽第一期约为1925年。
7）如《南薰三日刊》第一期编者小言：“年来海内外小报，大有风起云涌之概，现代文化於是顿放异彩，是亦社会上一新空气也。”
8）上海《晶报》创刊於1919年3月2日，余大雄主持。《晶报》三日一出，创上海报史三日刊之先河。除了晶报外三日刊之小报在上海颇为流行，其他还有如《人间地狱》《三日小报》《三日花报》《大上海》《大风》《大罗宾汉》《大金刚报》《大福尔摩斯》《上海小报》《上海戏报》《卓别灵》《爱克斯》等等上百种。
9）如《南薰》第二期“风兜”：“异军突起之色色画报，又名色色图画三日刊，闻因组织须待改设，故暂行停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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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无偿献血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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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常新成辗转全国办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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